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巨大。为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和新冠肺炎得到有效控制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走向与格局等问题，由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主办，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新兴经济体专业委员会组织系列研讨会，邀请专家和学者发表真知灼见。现摘编与会专家相关发言，以飨读者。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沈瑶教授：

　　人类史也是与疾病史共生发展和斗争的过程。这次疫情使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影响的基本判断可以有两个：对服务业影响相对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影响相对小；对外向型产业影响大，对内需型产业影响小。通过对对外贸易数据的分析可知，我国外贸受影响大致可分为国内疫情爆发和国外疫情爆发两个阶段，如今上半年的外贸低迷已成定局，如果下半年世界疫情依然难以控制，外贸行业将面临灾难式滑坡。

　　疫情带来的供应链断裂可能会使各国将产业链放在国内，短期内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兴起，但从长期看全球化不会出现根本逆转。疫情为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向好。

　　为减少疫情损失而采取的各类政策可大体上分为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短期政策主要是刺激措施，包括扶持企业、刺激消费和保证就业。总的来说，旨在短期刺激消费的措施，应重视公平和精准的原则。或许可以利用房地产产业链长、就业容量大和内需型的特点，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的一个抓手，同时要防止走到“炒”那一步。长期政策措施主要是加大基建投资力度，补齐基本产业链或供应链，对卫生医疗等可持续需求产业调整扩产，重视数字经济建设，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

　　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祝坤福研究员：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和全球化积累问题的爆发，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中占比持续下降，目前已经远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在这一背景下，疫情爆发短期内使得世界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流物流的限制更使得全球价值链活动受到严重冲击。疫情发展明显分成两个阶段：三月上旬之前主要是国内疫情爆发，对国内价值链和我国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冲击；三月上旬之后主要以国外疫情爆发，对全球价值链形成冲击，对我国外向型地区、产业和企业产生严重影响。

　　基于多个国际机构对疫情经济影响的预测，在美欧疫情将于第二季度末控制的前提下，国外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将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价值链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下降约40%，中国也难以幸免，全球价值链活动将减少25%左右（约为GDP的2.8%），外向型地区（如广东、浙江、上海等）和行业（如纺织服装业和电子电气业）将受到严重冲击。如果疫情进一步蔓延，将对当前全球价值链造成毁灭性打击。

　　疫情对我国产业链产生冲击的同时，也给我国产业沿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机会。第一，我国产业链的完备性和超大规模优势在本次疫情防控上得到极大的体现。在应对疫情全球范围内爆发中，给我国相关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第二，发达经济体在本次疫情中的表现，与我国疫情防控效果形成鲜明对比，给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带来了机遇。第三，疫情加快了全球价值链向数字化、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疫情冲击之后，将是我国开展全球价值链新布局的重要战略机遇。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

　　此次疫情全球蔓延致使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断崖式衰退，世界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因疫情蔓延、全球人口大规模隔离而陷入断崖式下滑。此次疫情引发的停运停工和航空禁运等对我国乃至世界贸易产生巨大的贸易破坏效应，鉴于当前我国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同时境外疫情处于上升蔓延阶段，因而我国需要做好“两手抓”，一手需要抓有序复工复产，重点加强对防疫物资产品的有效供给，加大对境外重点疫情国和地区防疫物资的出口，同时呼吁主要发达国家从挽救全人类生命视角尽快放松对高技术含量的防疫产品技术垄断，比如取消对ECMO设备生产技术的出口管制等；另一手需要抓有效防控境外的疫情输入风险。从供应链角度来看，此次疫情全球蔓延会带来全球下游产业链的上游供应短缺和产业链上游出口企业的下游需求不足等问题。

　　目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就业问题。此次疫情全球蔓延对我国就业的负面影响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解决：第一，使用财政政策，精准支持企业、稳定就业；第二，从供给服务端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更有效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增加就业；第三，从收入政策端出发增加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临时性发放消费券刺激扩大本地内需和就业，但这仅可作为权宜之计；第四，出台人力资本政策缓解就业压力，扩容高素质人力资本蓄水池，比如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增加带薪博士后在站规模等。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

　　在全球化背景下，疫情催生了贸易坍塌、金融震荡、地缘政治反应、极端知识产权保护等黑天鹅，并将造成2020年全球GDP下降约1.91%，全球贸易实际增速将介于-0.4%和0.1%之间的影响。从历史观角度反思，传统全球化已处于变革的“十字路口”；从格局观反思，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是的全球治理陷入危机，分裂了全球化的理念与政策体系；从角色观反思，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导致抗疫合作必然无果。

　　面对供应链断供、停摆、退（撤）单问题，短期内我国可以依靠刺激增加国内消费、服务市场需求实现经济相对稳定，利用“时空窗口”深化中日韩与“一带一路”合作保障亚太供应链安全。从长远计，我国必须致力于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组织和网络韧性，避免人为的“脱钩”或替代。我国不同产业的供应链在全球供应链中可细分为全球静态供应链、国内应急供应链、外部弹性供应链、具有自主选择权的主动供应链、可平行与交互式供应链。当前，我国应更加突出建设主动型供应链、可平行交互式供应链的地位，并建立应对外部冲击的产能备份与需求张力。总体上看，中国无法在全球经济衰退中独善其身，眼下应将宏观政策重心从供给侧转向需求端，并做好应对世界经济“弱复苏”与长期低迷的各种准备。

　　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教授：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停止，全球价值链中断，已经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受到很大影响。疫情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三大组成部分—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会继续推进。

　　我们从这次疫情中得到的教训是，新兴经济体应当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更加重视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并在共同探索全球卫生治理的道路上加强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未必会使世界力量格局出现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也很难从中“因祸得福”。但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或许会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一定程度上可以扭转西方对中国的固有偏见。

　　广东工业大学新兴经济体研究所所长蔡春林教授：

　　通过对世界上以往发生的疫情资料和数据的回顾分析可以发现，PHEIC（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多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疫情国对外贸易呈现出先降后升的V型变化趋势，只要能够有效控制疫情恢复生产，对外贸易就可以有效恢复。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对外总出口下降，总进口有所上升；与原贸易第一大伙伴欧盟的贸易往来减少，与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增加，后者有望成为我国疫情后的主要贸易合作对象。目前，我国面对着以下两大问题：货币贬值、信用风险加剧的双重打击和极端防疫措施导致的全球产业链停滞不前。对此，应当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及时聚力，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国家提高应对能力，发挥沿线国家合作效用；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助力抗疫信息共享，加强政策对话，实现国际联防联控；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为经济增添活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郭长刚教授：

　　如今，旧有世界格局正在被逐渐撬动，世界秩序面临着改变。新兴经济体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崛起，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引发了西方的旧秩序设立者的担忧乃至打压，新兴经济体与传统秩序主导力量之间的张力越来越突显，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是逆全球化的具体表现。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通过对内积极抗疫并初步走出公共卫生危机，对外输出抗疫物资、人员和经验，在应对这场全球危机中展示出“负责任大国”形象，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必将作为新兴经济体一方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看待世界秩序的重构，通过积极融入，引导世界秩序变得更加公平，以期在世界体系中有更大的话语权。

　　（供稿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何树全、张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