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理工大学　郑焱

　　延安自然科学院诞生在抗日战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1939年5月，“为促使边区工业生产的进步和保证国防、经济建设的成功”，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院”，由中央财经部直接领导。延安自然科学院于1940年9月1日诞生于延安南门外的杜甫川。同年11月，63岁的徐特立从湖南长沙回到延安，接替李富春成为自然科学院的第二任院长。当时延安经济和人民生活面临极大的困难。毛泽东描述当时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在面临物资匮乏和办学教员短缺的双重困境下，徐特立带领师生员工，努力完成教学计划，完成“为民需、为军用”的科研攻关并成果转化。延安自然科学院也成为徐特立“三位一体”教育思想产生及实践“军民一致”的舞台。

　　回顾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学科研成果，尤其是老院长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办学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着“军民融合”思想发展的宝贵财富，对目前经济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一、科学技术及成果为抗日战时服务

　　《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一切科学研究都应该“服从于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徐特立努力把科学技术为抗战服务付诸实践。他主张：“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无论是一般的研究，专门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研究，其总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量。”将科学技术与抗战结合起来，既是抗战建国的需要，又是科技自身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促进军工事业的发展，增强抗战力量；只有抗战胜利，科学技术才能有繁荣发展的广阔天空。换言之，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于抗战建国”，成为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战斗口号。师生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进行科研与生产，以支援抗战。

　　二、“三位一体”的教育主张和实践

　　在办学实践中，徐特立主张教育、科研、生产三位一体，“这就是理论与实践合一的最高原则”，“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他呼吁科技发展应该像“农业试验场必须设立在有经济意义的农场中。化学实验应该试验羊毛退油以帮助纺织，进行有目的的实验，有生产关系的实验”。1942年，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展教育方针大讨论，徐特立提出：“要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际做到真正的联系。”“工厂、农场需要哪一种人才，学校就培养哪一种人才。”对于课程标准，如果不适合经济建设现实，可以进行改造，以使自然科学院在现有的基础上，来一个突变，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三位一体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党的思想路线在科技领域中的体现，也是科学技术正常发展的道路。

　　三、重视军民两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工作的党员应“向党的和非党的专家学习”，“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为了使这些决议和指示得到法律上的保证，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五一”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徐特立结合自然科学院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实践培养和造就军民两用科技人才。第一，政治上对科技人员高度信任。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很多来自国统区，对他们不能歧视，而应当满腔热情地帮助和教育他们，以增强他们的政治觉悟。第二，工作中对科技人员大胆使用。依据他们的技术水平，适当地分配工作，给予必需的条件，尽可能购置他们所需要的科学设备，在战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第三，生活上对科技人员实行优待。徐特立认为，可以根据科技人员的学历程度、从事科技实践的经历长短以及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的不同，给予相应的待遇。这些待遇包括津贴、伙食、日用品的发放、补助费或保健费以及家属待遇等。第四，学术上营造宽松的氛围。徐特立指出，要摒弃派别上的偏见，尊重学术上的真理。他提倡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争论，无论自然科学方面的还是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共产党人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

　　四、军民共用的科技成绩斐然

　　延安自然科学院仅存在五年，而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1.军民共需的马兰草造纸。教师华寿俊、王士珍在大量科研实践的基础上，利用牛羊都不吃的马兰草成功研制马兰纸。《新中华报》报道：“边区满山遍野的马兰草，都变成了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已用了十万斤马兰草造成了二十万张纸印成各种书、刊，边区的新闻业，得到了极大的帮助。”马兰草造纸的创举，受到了党中央、边区政府的表彰，华寿俊被誉为“我们的科学家”。

　　华寿俊又以苎麻为原料试制边区钞票纸。武可元、陈少丹带领青年学生编制生产程序，以水为能源，通过水轮牵引机器成功生产了钞票纸。在延川县永坪进行勘测，设计与施工修建厂房，建立了边区银行的钞票纸厂。

　　2.开发和建成“陕北的好江南”。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乐天字带领师生，历时四十余天，对陕甘宁边区5个县的森林情况及其环境进行考察，提出了制定森林政策的七项建议，同时提出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和具体方案。毛泽东专门找乐天字了解情况，朱德去南泥湾考察。不久，359旅开进南泥湾开荒屯田，一年后南泥湾建成了“陕北江南”。

　　3.改进盐业制作工艺。边区早有盐业贸易，中央决定扩大盐产量。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博士带领陈宝诚等人奔赴盐池考察，改进制盐技术。把“海眼”挖成水井口般大的口径，又修建十余处盐田，用吊桶从“海眼”中取出水倒进盐田，提出新法制盐。中央还调集部队300余人开赴盐池帮助生产，助推边区盐业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4.满足军需民用的生活和储备。1941年，经过多次实验，成功地从植物中提取了酱红、青灰、墨绿、咖啡色、橙色、血青、元青等十余种染料。同年，又对从四川带回的麻棉进行研究，提出以麻织布。提制染料、试制麻棉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使得“全边区军民所需布匹得有保障，且可外销”。1944年植棉小组开荒种地，实现了粮食蔬菜的自给自足。军队需要酒精和各种弹药，他们就试制酒精、弹药；医药和卫生器材缺乏，他们就生产各种手术用具，并提炼薄荷油以供医用。

　　5. 兴办实习工厂。机械实习工厂是自然科学院兴办的第一个工厂。建校伊始，自然科学院接收油灯厂，将其改造成为学院的实习工厂。1943年11月，学院迁至桥儿沟后，机械实习工厂移交百姓。1944年6月，学院迁至文化沟后又新建了机械实习工厂，先后制成肥皂、火柴、砂糖、玻璃等产品。之后酒精厂、玻璃厂、高炉炼铁厂陆续建成。化学系的师生以化学实习工厂为基地，在简陋的木棚里，制造硫酸、硝酸，从煤焦油里提炼甲苯，进行TNT的硝化实验，将分馏得到的苯硝化成炸药；用篦麻油和石灰合成钙皂，再从钙皂中提取甘油。这些产品是当时急需的军工产品，玻璃厂制造出了针管、疫苗管、瓶子等医用仪器，还生产出了灯罩以及供化学工业使用的一些玻璃器皿。

　　延安自然科学院师生，一边教学，一边生产，一边研究探索，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克服重重困难，为战时和边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那时延安自然科学院始终如一地走在“军民一致”的最前沿。这些理论和实践，不仅在当时对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对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的进步，乃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仍有研究价值。

　　延安时期，毛泽东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实现了人民军队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伟大胜利。延安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艰苦奋斗、患难与共，凝聚了军心民心，加速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军民两用”思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以民养军”。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提出坚持“两头兼顾、协调发展”方针，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赋予军民融合这一传统优势以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