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北外国关学院召开“检视治理现代化——疫情下的中国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

　　光明网讯（记者 武鹏飞）4月25日上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检视治理现代化——疫情下的中国国家治理”在线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是北外国关学院围绕疫情防控召开的系列学术会议之一。本次会议邀请了国内高校知名学者参会，围绕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以及国家—社会互动三个主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疫情防控中的国家治理经验，并对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空间以及转化应急管理经验从而完善常态化治理提出了具体建议。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教授代表学院致欢迎词，副院长王明进教授、政治学系主任史泽华副教授以及赵源博士、陈波博士主持小组讨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胡象明从疫情防控出发，从生态政策哲学的角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这种主客二分的哲学观易将生态政策引入误区，而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则从人与自然互为生命共同体的立场出发，强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的政策观，以此实现社会生产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储建国对中国防控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引用了1910年伍连德医生的防疫十六字方针，并根据当下疫情防控的形势，将其总结为“病人需隔离，出门戴口罩，尽量呆在家，消毒少不了”，认为其他国家应该借鉴中国防控经验的普遍性，遵循科学规律。他还指出，“集中领导，国社一体，市场嵌入，社区联动”是中国防控成功的特殊经验，可以作为他国的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教授樊鹏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三个判断：一，本次疫情防控是中央全面动员，综合施治的结果；二，总体上高效协调，是对超负荷危机的一次演练；三，政府的各方面工作没有顾此失彼，把危机变成了契机。他认为，集中统筹是中国疫情防控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中央的信息掌控和决策、人事布局、监督机制、高强度的科研攻关、医疗资源全国性的调度、疫情次生灾害的控制、争取国际层面的支持和沟通等层面都体现出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他指出，更好地处理权力与专业技术的关系、以权责一致和协商共治充分发挥中国优势、调动社会和市场的参与等三方面是未来进步的空间。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马雪松对新全球化思潮在合作抗疫中的重要价值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新全球化事关国际合作和地区合作，是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国际社会思潮的主基调、正能量、强心剂和新愿景；第二，全球化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充分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前瞻性、深刻性和正确性；第三，我们应该运用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宝贵经历，厚植中国与各国的友谊，消除历史隔阂，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新全球化思潮在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凝聚了强大的力量，加强了各国的协作沟通，有效管控了分歧，实现了互利共赢。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汪仕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出发，指出应对此次疫情的危机治理是在中央政府的强势领导下实施的，地方政府处于相对被动应对的态势。这表明当前中国在危机治理中强调治理体系，但在从治理体系向治理能力转化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他提出加强国家治理能力，要在政治上强调中央顶层设计的同时，给予地方适当的行政自主性。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刘军强从当前疫情防控背景下中国失业保险的情况出发，分析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出现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失业保险的现状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主要是政策漂浮、政策转化、政策重叠三个原因导致的，改进路径在于提高统筹层次，同时加强企业支持。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文宏从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势能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他以决策、执行、监督机制为分析框架，提出中国制度的内在优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政府负责的管理优势、社会协同机制的运行优势，以及公众参与的良性互动优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张磊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国新冠肺炎防控的特色与经验。第一，在风险认知和应对体制启动方面实行统一领导。第二，在政治和战略定位以及策略的选择上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动员。第三，广泛的社会参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重点分析了此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一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认为这些现象反映了系统性和机制性的问题，体现了官僚激励的不足。他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分析了此次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地方官员在多目标任务中的倾向性选择，提出纠正官员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需要适度弱化可以被上级部门核验的负向激励，同时加强部门共享，减少浪费。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郭凤林围绕国家监控能力的建构与提升展开分析。她认为中国疫情防控效果优于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监测能力更强。国家监测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关键指标之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监控技术对于国家监控能力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技术赋权可以在减少成本的同时提高危机管理的效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刘颜俊对疫情公共危机下的网络民族主义作了分析。他指出，我们要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以区分。前者有两种模式，即“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在此次疫情期间有过三波网络民族主义浪潮。他认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国家的民族主义话语构成了挑战，使国家的公共外交受到了影响，应当加以更好的管理和疏导。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康晓在疫情期间一直身处此次疫情重灾区武汉，他结合自身实际经历，对此次疫情应对中的政府与社会合作问题给出了最直观的解答。他指出，当地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虽然在前期引发了争议，但在后期防控工作有了整体规划之后，政府的执行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自发形成的社会力量让武汉保持了基本稳定。他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政府和社会同时提升治理能力。康晓副教授最后提出，在传染病问题的背后，我们要考虑气候变化问题，治理要从国家治理延伸到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猛用代理人基模型（ABM）分析了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社交媒体谣言治理。他指出，谣言会诱发非理性行为、削弱政府信任、挤兑公共资源。谣言和病毒很像，都是通过人际之间的网络传播。通过ABM模型，用计算机进行动态模拟，李猛用先进的研究方法为治理谣言提出了可能的技术解决途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程多闻通过对在华外国人和海外中国人的观察，分析了疫情防控中的身份与政治。他认为，中国的移民治理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二是政策有明显的区分性。他还指出，对于海外中国人，也需要同样加以区分并对不同人群实施对应的政策。

　　此次研讨会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发挥学科专长、助力国家抗击疫情的努力，是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尝试，也是整合校内外资源促进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