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与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2020年4月25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复旦大学世界经济学科、国际商务学科和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学党支部协办的《疫情全球蔓延与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云端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次研讨会共计645位学者实名制报名参会，13位专家在会上发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沈国兵教授主持本次学术研讨会，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教授致辞。会上，发言专家们观点精彩纷呈，现摘编刊发，以飨读者。

　　疫情冲击下世界面临“长期停滞”风险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权衡

　　第一， 疫情可能使世界经济“长期停滞格局”进一步显现。从长期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整体经济状况并未完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经历“连续性”冲击，包括主要国家采取的非常态货币政策、逆全球化思潮流行，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再到本次疫情的进一步冲击，这一系列连续性冲击事件增强“低利率-低投资-低增长-低物价”和“高债务-高风险”的持续累积效应，导致短期复苏更加困难，世界经济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

　　第二， 疫情使得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近十年来世界经济的问题来源于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全球供需结构性过剩，二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成产率低。而此次疫情可能会造成两大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疫情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冲击世界经济，造成失业和收入不平等社会问题加剧，也会带来短期劳动生产率停滞。

　　第三， 疫情导致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化重构的可能。本轮疫情引起如自由贸易全球化、公平贸易全球化及全球不平等、发展不平衡、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全球化作为市场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和趋势是不会停止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方式、内在结构、各国应对战略和产业布局可能会发生重大调整。

　　第四， 疫情可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发生变化。疫情会加快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反思，如价值链分工与水平型分工融合并存是否会出现？原有的全球的“能源中心”、“制造中心”、“消费中心”分工格局是否会继续存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结构和布局是否会更趋分散化？

　　第五， 疫情或会引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全球化发展现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双多边对抗和冲突因素增多；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引发的各种焦虑不安加剧。疫情进一步加速包括WTO体系在内的全球发展的规则体系发生深刻变化。

　　第六， 疫情常态化发展可能会引发持续的市场恐慌并加剧市场风险和心理恐慌，特别是人员流动受阻，要素流动性趋缓等问题或将引起连锁效应。

　　第七， 疫情彰显全球治理体系的紧迫性和现实困境。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卫生、气候、犯罪等人类共同的问题呼吁全球完善共同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然会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创新、发展和不断完善。

　　第八， 疫情再次引发对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问题的深层次思考。无疑，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都造成了很大影响。目前，中国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对世界经济会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同时也要密切关注世界疫情蔓延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从“三驾马车”入手提振疫情期间的经济

　　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陈诗一

　　目前第三产业已经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第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达到40%左右。此次疫情首先对消费服务业产生了影响，由于复工复产的延迟又进而对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带来影响。由于第二、三产业占经济总量中的比例较高，而疫情对这两个产业影响也是最大的，这也就必然导致了一季度经济出现大幅下滑。

　　当前中国最大的“马车”就是内需，其对经济增长贡献达57.8%；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能够达到30%左右；外需部门近几年受贸易摩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相对较低，2019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只有11%，18年甚至还是负的拉动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以及全球需求的影响也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负面，但是外贸企业对于我国吸纳就业、解决民生相关问题的贡献较大，因此国外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是要高度重视。

　　总体来讲，基于当前一季度的GDP只有-6.8%的增速，今年我国GDP要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面三个季度的增长率势必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增速。而要抵消掉一季度增长下滑并实现相应的增长目标，未来需要出台更多有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些政策需要有改革力度，并且是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薄弱部门进行“补短板”。由于我国不能再依靠过去单纯依靠粗放投资进行“大水漫灌”的驱动，也不能靠房地产等行业来拉动，目前是要对高质量的发展方向进行精准的投资，这对政策的力度、精准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当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枢纽，制造中间产品的全球贸易中约有20%来自中国。本次疫情客观加剧了产业链碎片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进出口依赖较高的行业面临着自我调整和转型的问题。要进行调整和转型，首先需要不断扩大经济金融的开放力度，不断提升我国外贸部门的竞争力和全球产业链的韧劲。其次，区域贸易和国内贸易应该成为多元化转型发展的方向。当前亚洲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如果我国将亚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做好，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逆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此外，我国市场巨大，国内市场需求应该成为部分外贸企业转型的方向，将对外贸易转化为国内贸易，而国内贸易的夯实也是做好对外贸易的基础。最后，服务贸易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例如全球产业链金融、物流等。我国原来服务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低，未来如果将服务贸易做好，将极大的提升贸易部门对GDP的拉动。

　　疫情下现有国际秩序难以为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万广华

　　中国经济在中长期的发展潜力良好，但短中长期的增长仍要取决于疫情的情况、逆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宏观政策的调整。

　　第一，关于国际或外部环境。本次疫情确实加剧了逆全球的进程，但逆全球化早就开始了。中国经济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包括在创造就业、提供市场、外汇储备、转让技术、全球分工、增加投资等维度。因此不能低估本轮疫情通过加速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短中长期影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都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首先是市场的力量。因为资本是逐利的，这推动了资本在全球的高效率配置，促进了增长，但也同时拉升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并因此导致逆全球化。其次是政策因素，众多国家的开放政策在过去都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积极影响。同理，今天和疫后的政府政策举措基本肯定是逆全球化的。美国日本印度都开始变得更加保守，这个势头会蔓延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最后是最为重要的，技术更新的影响。上轮全球化得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运输通讯市场营销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但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会大大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从而减少对跨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的需求。

　　第二，关于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目前和今后国际秩序的变化存在中国是否继续崛起和美国霸权是否进一步衰落的四种可能性，尽管过去若干年是朝着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方向发展的。上一轮国际领导地位的交替是在英美之间，但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人均GDP和GDP总量双双超越英国，而美国获得全球领导地位是二战前后。据此推算，中国还需要50-70年才有可能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对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对于国际秩序的走向，美国自2016/2017年起的战略部署是要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并进行重组。目前，美国已经退出了极为重要的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使在经济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WTO（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植物人”，目前正在打压健康领域的WHO（世界卫生组织）。预期疫后美国将会大力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以及与日韩的合作，而中国也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

　　浙江应分时段构建复工复产之路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学术院长 赵伟

　　看疫情对省域经济的影响，须从三个视野切入：时间上的短期、中期与长期，理论上的机理分析，区域视野的产业特点。

　　三个时段的问题不同：短期内必须面对的是经济衰退问题，中期内是全球供应链、价值链重构的问题，长期内是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的问题。作为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这一轮全球化，要发生大的变化也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对于地区经济而言，首先要考虑短期问题，特别是在经济衰退中企业的生存问题。可以借助空间经济学与疫情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此次衰退的机理和痛点，进而深入到地区层面。区域视点上聚集短期，预期中长期，找出关键环节，从而提出对策。

　　从空间经济学视野来看，疫情的地理扩散，取先核心后外围的地理路径。先袭击了全球最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再通过意大利与法国窜入西欧，瘫痪了欧盟经济，最后进入北美，迫使美加墨进入紧急状态。而这三块地域，空间经济学上被视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核心。加拿大总的GDP占全球的四分之三。目前看来，五月份以后，疫情在核心地区可能趋向缓解，但可能向南亚、北非甚至整个南半球扩散。这暗合了空间经济学的C-P模型，由核心而外围。由此对世界经济的打击不可低估。

　　这次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难以用以往衰退理论解释。因为衰退并非结构性过剩或者投资者与市场信心丧失触发，也不像2008年那样由金融泡沫崩溃触发，而是直接的疫情冲击导致的衰退。从贸易经济学理论视野去看，此次经济衰退的机理，是疫情及防疫抗疫措施骤然推高了克服距离之三重成本中的两个：一个是贸易成本，就是货物运输成本与通关成本；另一个是面对面的成本，就是人员流动的成本。由此导致了企业层面供应链的断裂，企业与上游、下游的供应商之间的联系难以维持，而后导致全球价值链瘫痪。

　　从中国经济最新数据来看，疫情中企业面临的灾难比GDP下跌要惨烈。“三驾马车”收缩幅度远远大于GDP，以往情形恰好相反。这是遇到的新问题。从疫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去看，疫情对中小企业的破坏比GDP数据要严重得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后面，是众多小店家，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后面，是众多资本品供应商，而在外贸出口收缩数据后面，是众多企业的订单。

　　从浙江视点来看，企业面对的困难比全国平均情形要大。第一，浙江产业中人员聚集型行业比重较高，小店多；第二，浙江的外贸市场集中在疫情高发地区即全球三大核心；第三，浙江经济的中心杭州、温州、宁波，既是疫情发生的重灾区，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输入压力；第四，从企业的所有制看，民企比重高，获得的制度性支持少；第五，小微企业的比例超高。浙江的复工复产之路打了个时间差，复工刚开始国外订单多，之后骤然减少。故而可能会走出一个倒U型轨迹，先易后难。对此，浙江总体应对方略应分时段构建。短期内（半年到九个月），重点促有序复工复产，让企业活下去；中期内（九个月到一年），重点促进原有供应链恢复；长期内（一年之后到十年），考虑产业链重构问题，与国家的整体战略相结合。短期内首先要降低物流与人流成本，有序恢复，其次对于民生、小微企业，借助财政政策，着眼于两个主体即小微企业纾困和刺激市场复苏。

　　江苏要以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应对短期冲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张二震

　　疫情使得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疫情导致很多国家经济停摆，全球价值链受到冲击，依赖国际供应链、国际需求链生存的企业遭遇困境。各国政府会更加重视经济运行供给侧的安全保障，可能会鼓励企业构建相对封闭的供应链。企业可能重新规划产业链布局，包括向安全度高的市场转移、加强国内重要节点布局等。从短期看，经济全球化受到巨大冲击，但是从中长期看，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即便是短期，国际化企业也很难轻易与全球价值链“脱钩”。

　　江苏应对疫情的对策思路是：化危为机，以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应对短期冲击，以更高水平开放谋求长远发展。江苏是一个开放大省、经济强省，以实体经济见长，传统产业、新兴产业都比较发达，工业体系完整，产业配套能力强，同时江苏具有强政府、强市场、政府服务水平高的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江苏开放型经济带来明显负面影响。第一季度，全省进出口同比下降9.5%，出口同比下降14.9%，进口同比下降0.5%。利用外资情况，第一季度江苏全省新增项目同比下降14.0%，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0.7%，协议外资同比增长12.5%。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14.9%，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8.6%，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0.5%，现代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9%。这次疫情对江苏外资外贸冲击的特点：一是对出口的冲击比较大，进口贸易受到的冲击较小；二是对外资的影响比对外贸小，总体外资稳定；三是一般制造业使用外资比重有所下降，但先进制造业使用外资上升。

　　由于疫情爆发国内外时间错位，“危中有机”。疫情不一定导致产业链外迁，处置得当还会成为外资的“避风港”，诱发外资不断将产业链向江苏转移，尤其是高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环节。当然，能否化危为机，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江苏防控有序有力，很早清零，无死亡案例，特别是江苏4万多名外籍人士，无一人感染。目前，江苏外资企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复工复产。

　　江苏的做法有以下几点。第一，稳定外贸基本盘，做到“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一是外贸发展的传统出口市场“基本盘”不丢，二是外贸发展的产业链“基本盘”不丢，三是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进口功能“基本盘”不丢。第二，强化外资外贸联动发展，贸易投资一体化，在江苏表现得尤为突出，加大引进外资是江苏开放发展的重要抓手。具体做法：一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新的外资项目源，二是加强项目储备，三是创新引资模式，把使用外资和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产业门类比较齐全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更多依托江苏生产要素配置条件招商。第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全球化将向贸易制造主导的全球化“回归”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黄建忠

　　疫情是世界经济“弱复苏”过程中遭遇的外部冲击，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供给侧和需求端双向外部冲击。全球化面临的结构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劳动生产率长期低迷的矛盾并未改变，全球化的深层矛盾得到进一步凸显。此外，疫情的延续时长与世界经济矛盾（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存在“时空窗口”的动态呈现，是否能在找到局部防治疫情扩散的共同方案进而上升到全球治理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碎片化”与“平行－交互”特征的全球化可能是全球化的主导方向和基础模式。

　　疫情下的全球化走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从历史观角度看，我们传统的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80年代以来以主权债务、企业债务不断累积为基础的货币化“救市”未能从实体经济失衡的角度解决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以持续量化宽松和低利率“灌水”来抹平危机周期的宏观调控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系统性危机的实质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金融“泛杠杆化”与“过度杠杆化”造成的“泡沫”崩塌、心理恐慌与预期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频繁、过度且往往提前反应的反危机干预，掩盖了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长期低迷的根本性矛盾，并抑制和阻隔了市场力量的作用。因此，金融主导的全球化必须向贸易、制造主导的全球化“回归”。

　　从格局观看，全球治理陷入危机严重分裂了全球化的理念与政策体系。全球化理念分化为欧美“自由、民主”为导向的“价值观”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主张以生存为第一人权的“发展观”；全球化行动分化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个方向；全球化未来分化为“互利共赢”或“马太效应”两个前景。总而言之，全球治理面临着体制重建与机制再造。

　　从角色观看，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决定了“抗疫合作”无果。理念分化导致“个体自由”和“集体意志”的差异、利益分化导致“甩锅行动”与“国际合作”的差异，疫情之后的全球化可能会表现为存量上的平行与交互以及增量上的“脱钩”。总而言之，不安全的全球化导致了不安全的供应链。

　　什么是安全的供应链？具体来说分为六种形态，分别是基于组织与网络韧性的全球静态供应链；基于供给有备份与需求可替代的国内应急供应链；基于时空转化而能够角色互换的外部弹性供应链；基于链主或核心枢纽地位，具有自主选择权或不可替代性的主动供应链；基于全产业链（NVC）基础的可平行、可交互式供应链；基于“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改进”的全球动态供应链。

　　从上海来看，疫情的影响情况和全国有相似性也有差异，上海有一个特点就是外贸对于GDP的贡献正在不断地收缩，同时表现为一种逆差型的外贸，特别是高科技产品进口对于上海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贸的结构性贡献要大于总体性的贡献。目前我国规上企业复工率已达99%，但是美日在华企业复工复产率徘徊在相对较低水平，接下去的动向值得关注。

　　疫情或会加剧美国经济长期失衡问题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孙立坚

　　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通过大量流动性投放的方式来修复金融资产的价格，使得企业和消费者的债务降低下来，运用金融市场估值较高的财富效应去带动大家的消费，从而带动服务业的就业市场。美国的消费者储蓄偏向于风险资产，而企业和政府偏向债务、安全资产的杠杆，这种结构的失衡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伤及石油战略，石油期货市场金融家过度渗透和石油战略中政治家过度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更是加剧失衡问题。

　　经济危机倒逼美国政府大规模救市，美国采取了“发红包”的措施，然而救市资金在生产性投资领域的布局很少，同时这种大规模的救市政策是以天量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代价的，这种政策会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渗透到贸易结算、投资币种选择等多个领域，企业暂时观望把自己过剩的资金采取金融对冲风险的手段作为应对风险的挑战。救市资金没有扶持实体经济反而造成更严重的金融价格信号的错配和泡沫崩盘的系统性风险。

　　一方面，美国政府享受货币的大餐扶持经济，政府的手会扭曲资源配置，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影响其他国家，中国可能未来受到美国的干扰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批美国创新企业商业模式的改变令人担忧，即它们现在偏好杠杆融资，又在股市回购自己股票拉升估值来影响社会资金的流向，从而享受股市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此外，投资股市的储蓄占比在不断上升，助长了资产泡沫。泡沫受疫情影响一旦破裂，将使美国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最终一些严重经济后果可能会转嫁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头上来。

　　对此，中国应发挥全球供应链全方位参与的比较优势，弥补市场在外和技术在外的核心竞争力的短板，与此同时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关系，解决过度依赖政策金融会带来的“产能过剩、库存积累、债务攀升、成本加剧、短板暴露”这种会导致经济恶性循环的问题。期待人民银行数字货币会产生对民间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发展的鲶鱼效应，从而提升大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市场活力。

　　全球疫情危机将加速供应链的本土化、区域化和数字化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殷德生

　　疫情将使全球供应链呈现本土化的特征和趋势。目前全球供应链供给端处于中美德三足鼎立的格局，我国供应链主要集中在东亚，包括日韩和东盟地区；疫后在世界范围内将出现全球供应链的收缩，未来中国供应链本土化的发展将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驱动的供应链本土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强化。

　　疫后的全球供应链区域化也将得到加强。中国全球供应链的需求端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相对于欧美来说，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区域性特征更为明显。中国的贸易更多地是集中在东亚地区，但目前东亚区域的供应链面临着来自东亚内部的贸易保护与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挑战以及疫情的冲击。中日韩在机械设备、电机电气设备、塑料及其制品等产业的出口供应链遭受的破坏最为显著。中日韩在航空航天器、光学及医疗仪器、车辆及零配件等产业的进口供应链遭受破坏最为严重。

　　疫后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程度将会越来越高。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中美两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在世界的排名分列第一和第二，远超其他国家。未来如何布局产业链的数字化对我国来说至关重要。我国拥有巨大的数字经济市场规模，未来产业链数字化的趋势和增速越来越显著。目前我国国内产业数字化融合程度正加速提升但相对于美国而言，我国的产业链数字化程度还相对较低。从区域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亚洲，而亚洲地区目前的跨境数字流动规模在世界的占比仍偏小。从全产业链内部结构来看，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程度相对于服务业的数字化程度要高。

　　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推动供应链的数字化，中国要注重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则，参与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但规则制定背后不仅是围绕商业利益的谈判，还将涉及大量复杂的公共问题、技术问题、商业问题，势必面临更多的激烈博弈。

　　疫情暴露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本质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田素华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密不可分。全球经济联系太过紧密、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过快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等，是引发新冠肺炎全球扩散和世界经济停摆的重要原因。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本质问题：国际分工过度、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以及全球化治理滞后于经济全球化发展。

　　国际分工与国内分工不能等同视之。疫情在世界各国迅速蔓延需要我们对国际分工和国内分工重新思考。国际分工与国内分工都有利于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但二者存在区别：国际分工需要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调，但政府服务有边界，国际协调有时很困难。

　　经济全球化必须正视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问题。解决全球化问题不能单纯依赖强制性的政治过程，更需要契约关系。疫情期间民间救助的影响有时比政府救助更为深刻，充分发动民间力量是处理全球化危机的重要机制。

　　经济全球化必须有全球化治理。当前的全球化过度强调经济利益与经济行为，没有考虑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公共治理问题。从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再到经济全球化治理，“逆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交替出现。唯有正确认识全球化，才能对全球化进行有效治理。全球化不仅是市场全球化，还有安全、思维等全球化。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经济全球化，必须避免全球化的“短板”累赘。

　　新冠肺炎是加强全球化治理的重要动力。我们呼吁一个更积极更有远见的国际多边体制，带领人类社会走出全球化治理危机。疫情从古至今都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大疫当前，很难靠个别国家单独解决，疫情防控已经是全球事务。随着疫情持续，世界经济格局在不断重塑，美国深陷其中难以独善其身，唯有全球社会携手防控才能共度难关。世界各国需要联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有序运转，协同实现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复工复产复市。

　　全球应告别“无债不欢”，避免“萧条经济学”回归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章玉贵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超大规模冲击，是对经济体系弹性或吸损能力的一次代价高昂的较长周期测试。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自然无法避免，目前来看，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都跌入了较为严重的衰退。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这是自1992年公开季度GDP以来首次出现的季度负增长，中国经济会呈现“V”型形态还是其他形态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来源，从表层原因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海外疫情应对不利，疫情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市场微观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就难以恢复，经济也无法常态化运行；第二，市场在短期内看不到即期胜利的曙光而陷入恐慌，由此产生的流动性紧缩，使全球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崩盘；第三，各产油国为争夺油价主导权进行博弈，加之疫情导致全球原油需求大幅下降，天量供给遇上萎靡需求，油价刺穿了美国资本市场非理性繁荣；第四，在信贷扩张支撑经济信心的后工业化时代，发达经济体货币当局承担的角色越来越重，这就意味着风险也在不断积累。

　　从深层原因来看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实际经济增长和产业技术进步无法有效对冲泡沫和风险积累，全球经济深陷“无债不欢”的风险三角，表现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杠杆率不断上升，政策空间不断缩小。供给方面，发达经济体遭受“长期停滞”，老龄化、投资欲望疲软等原因造成的产出下降不可避免；需求侧方面，大量新增信贷和货币创造被用于购买存量资产，而非生产性投资。杠杆率不断上升，政府部门为避免需求过度萎缩不断加杠杆，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未能真正实现货币政策常态化，政策操作空间较上次危机前大幅收窄。二是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担保人缺失，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主要担保人实力有所下降，也未能向全球实体经济注入增长动能。

　　美联储目前正在无上限拥抱MMT理论，该政策将对新兴市场造成“达尔文主义”式的冲击，新兴经济体外币债务不断扩大，这种对外汇债务的的严重依赖使得这些国家在危机面前更加脆弱。拯救全球经济没有“速效救心丸”，各国一定要摆脱“无债不欢”，通过信贷扩张支撑经济信心的怪圈。经济复苏也将是一连串的经济事件引致的，当务之急是消除重大预期的不确定性。短期结构性政策持续投放、深耕实体经济、修复失衡的全球经济生态才是避免“萧条经济学”敲门的有力途径。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被替代并非易事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罗长远

　　中国是否会面对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压力？越南是否会替代中国的一部分制造业？一方面，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构成来看，香港仍然是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美国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且近十年来存在下降的趋势。数据表明，无论从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来看，还是从外资来源地来看，东亚地区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依托，中国的发展并不十分依赖美资。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利用美国资本的空间还比较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空间并不一致。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不存在整齐划一地重启工业化、大幅提高制造业比重的问题。制造业的分布与发展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并非单纯的政府意愿就能轻易改变的。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越南制造业比例的提升并不只是中国制造业调整的结果，也包含了其他东南亚国家制造业的转移。越南经济前景可期，但没有中国这样大的市场规模，经济发展过快容易造成经济过热。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越南对美国出口增多，但很快引起了美国的注意。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目前稳定在30%左右，在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处在具有比较有利的位置。只要存在资源的约束，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就很难同时进行，如果一些发达国家要进行进口替代，那么就必须把它出口扩张的一些资源转移过来，这并非易事。

　　“疫情可能催生互联网新巨头”的判断为时过早

　　上观新闻主编、高级记者 王多

　　互联网经济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最大的受益者。比如在线教育、在线娱乐、移动办公、电商直播和无接触经济都得到了爆发式增长。但这仅仅是互联网经济的表层变化，央行试水数字货币、区块链服务网络（BSN）进入全球商用阶段、中国发力云计算，以及以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软硬件建设为主导的新基建，是疫情期间中国互联网领域更加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第一，非典诞生阿里、京东的说法没有依据，“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催生互联网新巨头”的判断为时过早。2019年世界独角兽500强中国企业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前十大独角兽企业中中国独占其四；排名前三的企业均来自于中国，并且都是典型的互联网场景应用型企业。因此，非典没有催生阿里、京东，新冠肺炎也没有阻断中国互联网经济高歌猛进的态势。

　　第二，疫情最大的影响在于对人的观念和行为的改变，使得原本的互联网冷眼旁观者和轻度使用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和重度使用者，从而做大互联网经济的价值增量。同时，疫情会加速互联网经济的深度纵向发展，比如新基建的巨大投入预示着互联网软硬件建设的春天真正来临。但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多数行业产业在裁员，而少数的招人企业，比如亚马逊，所招人数也并不多。因此，互联网经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带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还有待观察。此外，疫情带给互联网最大的利好，是全球尤其是中国更加重视整个互联网生态的建设。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从5G、6G场景应用到人工智能开发，整个互联网生态的打造，成为后疫情时代的突出经济行为特征。这为各种行业产业实现“+互联网”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可能间接带动复工复产和经济的逐步恢复。

　　第三，从世界范围看，这次疫情能否成为日本和欧洲互联网经济“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还很难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和欧洲各国将更加重视互联网软硬件建设。至于能否赶上或超过中美还很难说。

　　第四，面对全球经济，尤其是产业分工的垂直化、区域化和本地化趋势，互联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加速还是阻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最后，电商、移动支付、虚拟社交是互联网对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型式贡献。在5G、6G商用的加持下，可能会对企业产业，即生产创造端，做出结构性变革。在大数据成为生产力后，生产关系的调整可能会到来，这是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荷兰“智能封城”举措对经济的影响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 胡博

　　我将主要微淘荷兰的“智能封城”措施来谈。所谓“智能”指的是根据对社会运转的重要程度将不同的工作岗位进行分类，比如医疗、公共服务等重要岗位需要继续运转，而一些极有可能传染病毒的场所则一律关闭。“智能封城”的核心逻辑是以可控的方式建立集体免疫。其中，“可控”指的是感染速度可控，以保证足够的ICU病房。据此推测，荷兰的下一步举措很有可能是以可控的速度从年轻群体着手推进集体免疫，直到达到停止传播比例。“可控”也意味着，以上推进的速度相对缓慢。因此，“智能封城”在降低新冠肺炎冲击强度的同时，内生地增加了新冠肺炎冲击的持续性。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荷兰政府采取了多种纾困措施。第一类措施为经济资助，包括对有雇员企业采取的临时紧急过渡措施、对自雇人员提供的临时福利以及对受影响行业进行的一次性补助。第二类措施涉及信用和担保，主要采取免息和延长期限的方式。最后一类措施则是税收方面的优惠，即延长各类税收的征收期限，并取消罚款和利息。

　　那么“智能封城”和“纾困”相结合对即时经济的影响如何呢？对比2019和2020年同期的企业破产数据可知，整体而言这一数据与往年相比较为平稳，政策在短期似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却引人担忧。2020年3月份，新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了3.8万人，相较2月份增长了42.3%。其中，25岁以下的新申请数目增加了185%。

　　故而，针对荷兰未来可能的出路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当前的政策选择将拉长新冠肺炎冲击。这一点也被数据所印证，荷兰民众的消费信心从3月份的-5大幅跌落至4月份的-41。此外，无论是对未来12个月的经济形势还是对失业的预期，均经历了悬崖式下降。第二，新冠肺炎冲击的持续性将导致公共卫生政策和经济重启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从公共卫生政策的角度，经济活动的释放应当是精准且缓慢的。从恢复经济的角度，经济活动的释放应当加速。这是因为冲击持续将导致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比如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等，因此经济停滞的成本随停滞的延长而不断提高。第三，以上政策冲突之下，荷兰政府的选择很有可能是加速经济重启。现在看来，社会规划者的最优选择应当是在大规模低成本筛查可行的前提下，识别和隔离感染者，允许健康者自由活动。中国武汉可能很接近这一选择。而作为集体免疫规划者，荷兰政府很可能会隔离易感人群，允许被感染和恢复健康的人自由活动，再根据优先次序逐步解除对易感人群的隔离。由于持续性冲击对经济的负担越来越重，重启经济的动力越来越高，政府将会加速解除隔离和其他封城措施。

　　（供稿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刘莹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