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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社会保障理论务虚会在京召开

来源:光明网-学术频道2020-09-29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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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网讯(记者 赵宇)9月26日,在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活动资助下,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学术委员会与《社会保障评论》编辑部承办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十四五’期间的目标与重点”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名誉会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教授和副会长何文炯教授、林义教授先后主持会议,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40多人出席会议,其中30位专家学者做了专题发言或书面发言,其他与会者亦参与了讨论。

2020年社会保障理论务虚会在京召开

  会议现场

  本次理论务虚会分综合视角、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障、救助与福利三个单元,聚焦“十四五”期间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展开研讨。

  华建敏指出,社保工作、民生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是一个关系全局的系统工程。他强调,第一,要把握“十四五”窗口期。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而言,“十四五”时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期”。第二,要弄清楚现存的问题,并进行系统性思考,重视统筹解决。尽管目前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需沉下心来仔细思考还有哪些薄弱的环节、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多考虑老百姓关心和揪心的事,既要考虑长远的问题,同时又要解决当前紧迫的问题。第三,要看清楚大形势、尤其是要关注GDP和基尼系数,解决好统筹问题。要注重解决好GDP和基尼系数的问题,既不能唯GDP,也不能丢掉GDP,而是要适度的、实在的GDP,努力使GDP变成国家的财富积累;同时,基尼系数一定不能过高,要发挥社会保障作为二次分配的积极作用,维护公平正义。第四,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趋势,将数字技术引入社会保障,提高效率。

2020年社会保障理论务虚会在京召开

  郑功成教授发言

  郑功成教授指出,“十四五”期间要以高质量发展促使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基本成熟,其关键词即是高质量发展、制度建设。为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就很大但发展质量不高的事实;必须充分认识到“十四五”期间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至关重要性,这是重要的窗口期,在这一时期应当明确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的任务基本完成,责任分担机制必须起步走向均衡,待遇差距必须要逐步缩小,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强调,现在就需要理性谋划“十四五”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规划,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已经率先出台了顶层设计,养老保险、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还未有相应的顶层方案,学界应当积极参与研究并理性建言。在顶层设计中,特别需要面向长远做好统筹协调,切实厘清建制理念与目标追求,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成效。如在社会保险与国家财政之间建好防火墙,重构清晰社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坚决遵循共建共享原则,在优化制度安排的同时完善制度环境、改良社会氛围,切实提高国民的公平意识、互助意识、责任或义务意识。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在题为“‘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对策”的发言中提出了五点看法。一是要掌握实际情况,要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有明确的认识。二是要把不熟悉的事与不太会发生的事区分开来,坚定不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要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如何配合“双循环”。四是要考虑两个变局,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是“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包括完善智慧环境下的社会关系模式、重塑社会共同体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延中做了题为“关于社会保障中长期发展思路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一是要充分认识十四五时期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要对挑战进行充分的估计,坚持社会保障制度不动摇。二是“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目标应当是覆盖全民、保障适度、权责清晰、统筹发展、治理科学。三是明确“十四五”期间社会保障的主要任务,包括建立与相对贫困相适应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如何更好发挥收入分配的作用、如何解决养老金的待遇差距与建设好缩小差距的功能机制、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增强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以及灵活就业等。四是强调家庭照料制度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家庭服务十分重要。五是要对失业保险制度的功能定位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进行纠正。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林义做了题为“‘十四五’社会保障改革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的发言。他认为,首先要对社会保障发展面临的新环境有充分的认识,打破以往的认识逻辑,特别是要探索新环境下各项社会保障改革策略与民众预期的新方式和新的对话机制。其次,要推动社会保障向风险管理延伸。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社会保障要注重对风险的预判。最后,他指出,社会保障制度要为社会稳定、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预期发挥核心的制度保障作用。四是要重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促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融合创新和创造性转化。五是要重视新技术革命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做了题为“‘十四五’时期社保改革发展的重点”的发言。他指出,社会保障制度近四十年的探索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总体上质量不高。“十四五”期间,社会保障制度走向成熟、定型,要遵循社会保障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对社会保障客观规律的认识。他认为,要总结反思我国在社会保障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比如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导致了许多问题等。

  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做了题为“银色经济下的福利制度改革策略与路径”的发言。她指出,做十四五规划的社会保障要求面对相应的国际形势,因为国际新格局要求提高竞争力,而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则要求打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她认为,要处理好两个问题,即公平和持续。要进行存量改革,对资源更好地进行配置,同时通过绩效评估倒逼改革。此外,未来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统筹考虑养老金“三支柱”,统筹考虑医疗保险的多层次,还要分层解决扶贫与兜底的两个问题。她强调,今后考量的重点是要完成当前制度的定型,再进入体系建设的长久发展,从而让个人、企业、国家都能够适应健康长寿的社会生态。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围绕“新时代健康保障”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她简要回顾了我国的“抗疫”历程,指出中国“抗疫”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她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智能化的初级阶段,并结合“抗疫”过程,应把“抗疫”中的成功做法转变为制度安排、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抗疫绩效和老百姓的福利。她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但健康绩效每年都在改善,这是因为健康基尼系数下降缓解了经济基尼系数上升所导致的损害。她认为,我国完全可以通过大数据、信息化等手段对全民做精准的健康管理。

  南京大学教授林闽钢在“‘十四五’期间社会保障重大和关键问题”的书面发言中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在“双循环”背景下,社会保障在国内大循环中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在当前讨论国内大循环时,首先要面对在“六保”、“六稳”之中,如何发挥出社会保障的促就业、保障基本生活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循环中,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需要“破题”。第二,要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其政策重点在于:一是促进劳动者就业和经济参与;二是民生改善实施对象要兼顾弱势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民生改善实施重点不仅要面对劳动群体,还要面对儿童,实施更加积极的家庭政策;四是民生改善实施手段既要以现金作为主要的给付手段,还需要增加社会服务;五是民生改善的政策重点实施效果要兼顾物质与心理满足。第三,民生保障体系要实现优化发展。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是民生保障体系优化的关键问题,需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西北大学教授席恒做了题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险政策调整及其建议”的发言。他指出,在这次全球新冠疫情中,新业态为我国稳定民众基本生活、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国“六稳”和“六保”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新业态从业人员由于其工作方式的灵活性、工作地点的非固定性和雇佣关系的不确定性,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他认为,正在实践和探索的多元参与的“共享型社会保障模式”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与社会保障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亟需破解。他指出,社会保险适应并包容新业态从业人员新需求的政策思路是,通过纳入性保障、融入性保障、衔接性保障和创设性保障的政策调整,实现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左停做了题为“探索补齐农民工和农民的社会保障短板”的发言。他指出,农民工一直以来游离在社会保障政策体系边缘,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保水平较低,二是易遭受与更难承受脆弱性贫困,三是老龄化趋势。十四五时期,应积极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办法,深化城镇养老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的接续政策,同时强化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法律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要转变农民工固有的社会保险观念,使其真正理解社会保险蕴含的惠民政策,积极缴纳个人保险费用避免短视行为。与此同时,他认为高龄农民持续参与劳动生产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一现象一方面源于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外流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和耕作体系,另一方面与我国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相联系。为此,应当积极思考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土地权利捆绑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问题,探索老年农民职业退出机制和农民退休保障机制。

  北京大学教授郑伟做了题为“‘十四五’社会保险的三大挑战:低覆盖、双轨制和长期难持续”的发言。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险事业在“十三五”时期取得了显著成绩,预期在“十四五”时期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几大挑战。对照《社会保险法》提出的方针和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险至少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低覆盖,二是双轨制,三是长期难持续。对于低覆盖,在社会保险的若干重要领域,不仅没有做到“广覆盖”、“全覆盖”,而且呈现“低覆盖”的状态。“十四五”时期,对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风险具体如何选择以及如何建立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的有效机制,都是“十四五”时期“社保全覆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对于“双轨制”,该问题在“十四五”时期如何破解目前很难看到清晰有共识的改革思路。对于“长期难持续”,近年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基金长期难持续的苗头日渐显现。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疫情的冲击,总的来看,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短期相对可控,但中长期压力进一步加剧。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丛树海做了题为“我国养老保障‘十四五’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的发言。他从财政收支、减税降费等方面介绍了社会保障发展面临的宏观背景,指出社会保障对财政的依赖度在持续增长。“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一方面要优化收入分配,因为收入分配是民生的关键所在,社会保障是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建议将恩格尔系数分为食品恩格尔系数和医疗恩格尔系数,目前食品恩格尔系数已经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但医疗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需下大力气解决。此外,关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需要明确统筹什么,而不能仅仅将资金进行统筹。他认为,要提高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的效率,重点应该体现在建机制上,通过建机制提高效率,体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俊做了题为“关于十四五完善养老保险待遇支付政策的思考”的发言。他指出,养老金计发方式的设计既要考虑公平性,也要强调激励性,养老金计发方式的深化改革必然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他认为,我国社会统筹养老金计发方式的问题核心是激励性不足,缴费激励弱化会带来五个问题,包括:确定计发工资基数的年限量度过短、最低缴费年限过低、缴费年限工资比重同一化、计发工资与缴费工资差异显著以及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不合理。他强调,对社会统筹养老金计发方式的改革也应当从恢复激励性入手,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加大计发工资基数年限量度;二是引入递增的缴费工资比;三是消除计发工资和缴费工资差异;四是引入养老金通胀指数化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仇雨临做了题为“完善公平适度的医疗保障待遇”的发言。她指出,我国医疗保障待遇成就与困境并存,这些困境具体有:一是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差距大,地区之间待遇发展不平衡,制度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仍存在公平性有待加强的空间;二是筹资与待遇脱节,待遇支付标准不科学,待遇调整缺乏规范化,待遇范围和水平不统一,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之间衔接补偿不顺畅等;三是大病、重病保障不足导致个人负担重,同时又存在人群间主要是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待遇攀比,有损基本医保的制度属性。她认为,“十四五”期间应当以公平适度作为医疗保障待遇发展的目标与思路,即横向公平、纵向适度。为了推动“十四五”医疗保障待遇公平适度地发展,她提出了四点路径与措施:第一,缩小基本医保待遇差距,提高法定医保待遇公平性;第二,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第三,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促进医保待遇结构优化;第四,健全完善困难群众医疗保障工作机制。

  西北大学教授翟绍果做了题为“十四五期间医保待遇调整与支付改革协同联动的关键机制与政策建议”的发言。他认为,增进制度韧性、推动治理协同与提升保障效能是十四五时期医疗保障发展的关键议题。医疗保障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医保待遇的动态调整与支付制度的复合式改革,更需要建立医保待遇调整与支付改革的协同联动机制,增进医保待遇与支付的公平性、合理性、稳定性与有效性,最大限度发挥深化医疗保障改革的政策协同效果。他认为其中主要包括四个关键机制:一是建立全民参保、统筹共济的医保制度整合机制,增进医保待遇与支付的公平性;二是建立上下联动、统筹决策的医保管理磨合机制,增强医保待遇与支付的合理性;三是建立全面优化、结构调整的医保运行耦合机制,提升医保待遇与支付的稳定性;四是坚持技术创新、韧性效能的医保治理融合机制,强化医保待遇与支付的有效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华颖做了题为“建立健全社保经办机制应置于‘十四五’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的发言。她就此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第一,要统一经办机构的设置、定性和职责。建设全国统一的、代表社保制度形象的经办机构,增进机构工作人员身份认同感,也提高社保制度的国民认同度。第二,经办机构的管理与运行经费的来源应该合理化。改革的方向是,社保的管理运行成本从包括财政资金在内的由多方筹资形成的基金中列支。第三,需建立健全经办机构的内部监督机制。经办机构也应有健全的监督机构及相关人员配置,对各项法定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有力的监督。第四,在大经办的概念框架下,强化相关部门的配合,特别是社保经办机构与税务部门应实现无缝对接,这是正常开展经办服务的前提。第五,加快社保经办信息化、标准化建设,为经办服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鲁全做了题为“‘十四五’期间社保管理体制优化思路”的发言。他指出,社会保障规划的关键词为高质量和现代化,并结合当前社会现象对高质量与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解读。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府际关系,他指出,医疗保险管理体制在横向与纵向部门协调方面仍存在进步的空间,如何处理横向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传统职责同构和纵向统筹层次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如何界定不同层级之间的职责是十四五期间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福灵在题为“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首先要消除对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认识误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责任制而不是大锅饭,二是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协同发展而不是鞭打快牛,是避免各个地区养老负担两极化的协同发展战略。其次,要明确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内涵。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基金统筹、制度统一、管理健全、技术规范的统一。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统筹是目标,制度统一是基础,管理健全是关键,技术规范是保证。再者,要探索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思路。为此,需要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筹集使用,统一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办法,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逐步实行养老保险垂直管理,建立全国联通的养老保险信息技术网络。

  南京大学教授童星做了题为“重温十九大,规划十四五”的发言。他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应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有所学习,要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来解决目前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十九大之后,我国民生建设的内涵与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生建设的内涵扩展为“七个有所”,其地位上升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他阐述了民生建设的衡量标准,认为“十四五”期间的民生指数应当保持攀升的势头,且增速只会加快而非放缓。他建议学会进一步拓展民生发展指数的应用,参与到“十四五”问计于民之中。

  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做了题为“大力发展民生经济,推动经济内循环高质量运转”的发言。他指出,经济内循环的高质量运转需要民生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发展民生经济不只是为内循环提供基础动力,也是内循环高质量运转的基础。他从五个方面分析如何确定心目标、实现民生经济的转型发展:一是以病有良医为目标发展医疗服务与健康产业;二是以老有颐养为目标发展养老服务;三是以学有优教为目标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四是以住有宜居为目标发展住房服务与环境保护;五是以老友厚得为目标调整和优化社会分配格局。他就大力发展民生经济、促进内循环高质量运转提出了六点建议:一是要破除三个误解、树立对民生经济的正确认识;二是扶持发展中小企业;三是强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是发展民生金融,切实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五是强化民生及国际发展中现代科技的应用;六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民生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厦门大学教授高和荣做了题为“论改善型民生”的发言。他指出,民生的类型是多样的,可以将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他认为,改善民生首先是民生类型的一部分,其次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再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最后是人的发展的必然要求。他分别从个人角度、项目层面、消费总额三个角度解读了改善型民生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型民生具备综合性、完善性、发展性、激励性等四个特点。针对改善民生的实现,他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优化制度设计,开启各阶层的改善型民生制度窗口;二是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及项目,增强生活的舒适度;三是打通个人及家庭所有社会保障项目待遇的使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雄做了题为“中国应该建立何种福利制度:兼论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发言。他指出,应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即明确经济快速增长与差距持续扩大同时存在、绝对贫困脱贫效果显著但贫困线设定标准不高、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支出增长缓慢的现实形势。他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福利制度的选择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一是贫困人口规模有所增长;二是财政增长放缓;三是福利支出愿意进一步下降。他认为,以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基于权利的低公民权福利社会。为此,既要从兜底保障模式转向社会保护地板模式,又要建立全国性的最低保障和服务标准。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建定做了题为“试论中国特色家庭补贴制度的构建”的发言。他指出,家庭补贴制度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且具有系统的西方经验基础,当代西方国家家庭补贴制度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以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为代表的社会救助式发展模式、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式发展模式、以挪威和瑞典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式发展模式。他结合中国现行儿童福利制度实施现状,认为建立家庭补贴制度是保障儿童权利的政策需要,是适应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的直接需要,是缓解儿童贫困的重要措施,更是具有社会投资功能。他对中国部分地区的试点状况进行分析,认为家庭补贴制度的构建必须做出准确的政策选择,发放水平应该与当地的经济水平相适应,政府为责任主体而社会力量为补充,建立起家庭补贴制度与儿童福利制度的衔接关系。

  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做了题为“建设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的养老金体系”的发言。他指出,养老金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群体间基本养老金待遇差距持续扩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难度加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不高、补充性养老金发展缓慢,而养老金领域“十四五”时期面临着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数字化时代非正规就业增加、社会成员对基本养老金及其公平性的诉求提高的形势。他认为,“十四五”时期养老金领域改革发展的思路和重点有四个方面:一是全面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二是控制和缩小群体间基本养老金差距;三是促进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四是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南开大学教授关信平做了题为“社会救助制度进一步改革的主要议题”的发言。他指出,近期中央两办文件对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提出新的要求,《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在当前有两个方面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此稿的发布意味着我国《社会救助法》立法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此稿对现行社会救助制度提出了较多的新的发展,包括基本理念和总体方向、基本制度架构和具体制度安排等方面新的要求。他认为,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总体方向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在治理相对贫困的目标下建立更加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第二,以权利为基础公平为导向优化社会救助的标准和识别机制;第三,以满足需要、维护公平和促进发展目标而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项目体系;第四,以提高社会效益和运行效率为导向进一步优化社会救助管理体系。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青连斌做了题为“必须把发展养老服务的重点摆放到夯实基础上”的发言。他认为,需要重新认识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的地位,即机构养老并非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的方向、社区养老并非一种独立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的基础地位没有打牢是最大的短板、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总体思路宜适时调整。他指出,夯实居家养老基础地位的具体举措应包括六点:一是国家财政性投入发展养老服务的资金重点投向居家养老服务;二是扎实推进老年人家庭住房适老化改造;三是借鉴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鼓励和支持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或就近居住;四是扶持、培育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机构和企业;五是推行“时间银行”,大力发展互助养老;六是健全特殊老年人群关爱服务体系,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使居家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邓微做了题为“适应国情:分层次、有重点地加快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再构”的发言。她认为,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再构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体系需要不断改革完善,养老机构作为社区不可或缺的组织要改变方式实现嵌入,社区养老建设要以智慧养老为重点。智慧养老的问题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需确立、投入重点不明晰、强制性手段缺乏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支撑不足等。二是推进社区养老,必须要突出重点区域和人群,尤其是要特别关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构建和城镇老旧社区的建设。她认为,“十四五”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让养老服务的触角触及老年人。此外,十四五期间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时要将老旧社区作为改革重点,努力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嵌入其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曹信邦做了题为“构建儿童综合支援计划提升中国生育意愿”的发言。他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中国的人口结构极不合理。原因在于,一是近几年每年婴儿的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二是1962-1973年中国“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在十年之后即将步入老龄阶段;三是“长寿时代”来临。第二,养老和医疗问题的产生除了由于制度本身的因素,根本上源于人口结构的风险。因此,要从社会保障和人口政策的视角研究中国的生育问题,降低人口养育成本,实现由传统的家庭化转变成社会化或部分社会化。第三,“十四五”时期要更加关注中国的生育问题,从而减轻一系列社会保障的风险问题。基本思路应当是建立中国儿童基金支持计划、时间支持计划、父母支持计划、女性支持计划等,理顺儿童综合保障计划与儿童出生率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升中国生育意愿。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起点,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走向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因此,需要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严格遵循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着眼宏观、谋划长远,解决关键问题,真正实现制度的健康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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