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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与《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在京联合举办“中国与欧洲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效果及影响”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欧洲问题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学者专家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与会学者和专家分享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深度思考,对于读者或有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和欧洲在应对疫情时采取了差异化举措。他提出“他山之石”的观点,认为中国和欧洲可在疫情防控领域相互借鉴彼此的经验,并在该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
会议第一节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徐进研究员主持,主题为“欧洲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与挑战”。
有学者首先从整体上分析了欧洲的防疫形势特点,对中欧在疫情防控中的差异化举措进行比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研究员认为,欧洲的防疫形势存在以下特点:一是欧洲国家从1月份发现首例确诊病例之后较早地采取了防疫措施,但由于防疫措施未能及时落实以及应对方案的落后,加重了欧洲的疫情;二是4月份欧洲国家疫情好转,遂逐渐放松限制性措施,一些国家相继开放边境;三是欧洲国家在疫情防控部署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国别和地区层面。中国和欧洲在疫情防控方面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不同、民众的表达方式不同以及对疫情防控的预期目标不同等方面。他认为欧洲近日爆发的第二波疫情将影响双方的进一步合作。
也有学者从地区角度探讨了中东欧国家和北欧国家在疫情防控中的作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鞠维伟介绍了中东欧国家的疫情进展情况以及防控措施,分析了欧盟和中东欧国家在“恢复基金”方面的博弈进展。在总结中东欧国家的防疫表现时,他认为“得”与“失”并存——“得”表现在抗疫初期的成效使中东欧国家成为欧洲的“优等生”;“失”表现在尽管从欧盟获得援助,但在未来绿色、减排目标上仍有差距,且欧盟没有停止讨论波、匈的国内民主自由与援助资金的关系;当前中东欧国家需要在恢复社会经济与采取更严格的抗疫措施之间做出取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彭博博士分析了北欧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差异性举措。他认为,北欧国家之间疫情状况差异较大,其原因主要在于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以丹麦和冰岛为代表的国家采取的是“充分应对+强制性”防疫措施,而以瑞典为代表的国家“群体免疫+建议性”防疫措施。之后分析了这一差异性措施背后的多维因素:政治层面的原因表现在政府(领导人)与权威机构的关系;文化层面的原因表现在国民对本国发展模式的认同和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经济层面的原因表现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与演化。
多位学者从国别角度分析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国别研究室研究员彭姝祎梳理了法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四个阶段,认为法国检测能力不足、医疗承载力有限、研发投入和预算投入不足以及对疫情的认知和判断失误。在分析法国医保制度的架构和特点以及此次疫情暴露出法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之后,她探讨了法国政府抗疫举措的思路、特点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副研究员杨解朴认为相比法国,德国在抗疫过程中实现了“软着陆”。德国的抗疫举措主要包括防止疫情传播、医疗保障和经济救援三方面,其优势条件表现在防控措施、医疗保障、公民社会和政治共识以及经济实力等方面。之后她分三个阶段介绍了德国在欧盟抗疫过程中的角色。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凯旋认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经济增长、企业发展和就业等方面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意大利当前的福利体系难以应对。面对危机,意大利采取了保就业、禁裁员和“打补丁”式的收入支持两项主要措施。危机刺激了意大利知识界的反思,并加速了其结构性改革和福利体系改革的步伐。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石豆关注新冠疫情下的意大利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在介绍意大利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预案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及其漏洞之后,他集中分析了意大利公共卫生系统的软硬实力和面临的危机。在分析中央和地方关系时,他认为国家权力下放、卫生体系“联邦化”的现状导致意大利各大区在抗疫过程中各自为战,缺乏统一协调。
研讨会第二节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副主任肖河主持,主题为“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理念与实践”。
多位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结合个人一线工作经历分享了其对我国疫情防控经验和策略的认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分享了北京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实践经验。她认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的成果来之不易,这得益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谈到备受关注的疫苗时,她提到安全、有效和抗体的持久性是至关重要的三个因素。之后她依据个人在武汉和北京的工作经历分析了识别病毒和流调工作的难度,同时介绍了北京在疫情防控三个阶段的进展状况。最后她从提高医疗资源供给和完善监测体系等角度介绍了疫情防控的下一步工作重点。北京市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蒋荣猛结合自己先后前往湖北武汉、北京新发地、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瑞丽的一线经验,认为当前我国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从医疗救助角度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应对国内不同地区爆发的疫情时验证了其有效性。在提到未来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因素时,他认为主要存在病毒是否会自动弱化、变异后情况如何以及免疫效果的持续时间不明三方面的问题。之后他介绍了疫情防控的有效策略,包括控制传染源、隔离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他提出此次危机应该促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学者结合自身感染、治愈新冠肺炎的经历作了分享。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孙英春以一位疫情愈后患者的身份向与会者作了分享。他结合个人在防控非典时期编写的一本关于大众心理援助书籍的经历,提出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有必要高度重视公众的心理健康问题。他指出,尽管在疫情防控阶段存在心理治疗方面的预案,但仍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之后他从有效沟通和自我调节两个角度分享了自己在治疗过程中进行自我心理干预的宝贵经历。
有学者从全球卫生治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国际抗疫过程中的表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研究员吴国鼎认为,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非常重要,但在发挥更大作用时仍然面临挑战。他认为,中国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应在参与定位、参与主体、参与手段等多个方面进行完善。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卫生治理面临国内卫生领域存在问题、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体和形式单一、国内制度瓶颈有待突破、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污名化”等多重挑战。为此,中国需要制定全球卫生战略,丰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体和形式、破除国内制度瓶颈、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也有学者从具体数据的角度分析了新冠病毒的毒性变化与流行趋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薛力基于武汉和北京进行的千万人口级别的检测数据,提出了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五点判断。第一,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不高,远低于早期医疗界的预估数据;第二,无症状感染者本身的传染性不强;第三,病毒的毒性正在下降,主要依据是重症病人越来越少;第四,群体免疫之路行不通。群体免疫在理论上可行,但通过自然感染的方式很难达到群体免疫所要求的67%的比例。且大量患者带来的政治压力,使其在政治上也不可行;第五,在抗击病毒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找到疫苗的成功率并不高。目前成功的只有几种,而艾滋病、非典病毒都没有找到疫苗,流感疫苗也仅仅针对某个亚种的病毒有效。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和专家围绕德国防疫措施的不足、意大利疫情好转的原因、中欧在疫苗方面的合作前景、中国疫苗的成本控制与推广路径、重大灾害之后的社会重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和欧洲由于体制差异以及双方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不同、民众的表达方式不同和对疫情防控的预期目标不同等而采取了差异化的防疫措施,故而取得了不同的防疫效果。就中国和欧洲而言,疫苗是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双方除在疫苗研发与推广领域开展合作外,亦可在理性认知双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就疫情防控策略与经验以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供稿:外交学院刘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