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外语教师可积极参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海外中国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郎建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商英系主任、副教授，2018年北京市师德先锋）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改变这种局面，离不开大量具有中国情怀、专业特长、外语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相关人才培养工作：2012年起，教育部开始在全国高校设立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备案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2013年，国别与区域研究列入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研究领域范围。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列出了国别与区域方向课程。近两年，国家社科项目申报指南均列有国别与区域专题研究。毋庸置疑，国别与区域研究，已成为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之一，也是外语专业教师的发展方向之一。我国有20多万高校外语教师，人数占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九分之一，外语水平也最高，理应做出更多贡献。

　　目前，虽然我们在国别与区域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外语教师的参与度还不够高，原因可能是不熟悉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可以尝试做出探索。

　　一、国外的国别与区域研究

　　国别与区域研究最早是欧洲国家对各殖民地及非欧民族的研究，其研究内容因国际形势和各国国家政策而变化；日本和美国国别研究开展得最好；美国的区域研究在上世纪60-70年代和本世纪，呈现了两个高峰期。

　　根据英美一些名校的招生简章介绍，国别与区域的研究内容多为某特定区域或国家的历史和发展现状；有些学校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国际文化交流能力，有些则旨在培养全球治理人才，其跨学科和实践性质不言而喻。在专业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方面，国外高校的研究中心多依托所在学院的学科优势，或其他学院的多学科优势；除开设语言和专业课程外，还开设有“信息资源和数据库检索”等课程；有的中国研究课程还用中文授课，对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文献获取能力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博士学位教育方面，一些高校不仅重视区域研究能力、跨学科比较视角和创新能力，而且注重学术研究接地气，比如，有的明确要求学生能向非专业人群宣讲其研究成果。

　　根据国外的中国研究出版物，考察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内容，或许会对我们更有启发。2019年，用英语出版的78种国别与区域研究刊物中，影响因子最大的前三名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的The China Journal《中国期刊》（1979年创刊）、丹佛大学的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期刊》（1992年创刊）和剑桥大学的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1960年创刊）。其他5种专门研究中国的刊物排名分别为7、14、17、27和69位，可见中国是国外研究的重点。这些刊物都以跨学科视角为特点，《中国期刊》以深入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议题为主。《当代中国期刊》面向学者、商界和咨政人士，主要发表经济学、政治学、法律、文化、文学、商业、历史、国际关系、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国季刊》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最近一期就发表了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均衡发展等内容的一系列文章。

　　除国别与区域的学术刊物非常关注中国外，国际权威出版机构出版了众多成系列的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其中绝大多数用英语著述。其中，出版数目最多的是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以《劳特利奇当代中国》系列的图书为例，可大致了解西方英语出版界研究中国的深度和广度，启发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劳特利奇当代中国》系列图书涵盖中图分类法中22个大类的14个（因该出版社的性质，这一系列没有自然科学等类别的图书），对中国的研究广度不言而喻。其中，政治、法律类图书最多，占36.98%，其次是经济类图书，占27.85%，再次是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占10.04%。

　　《劳特利奇当代中国》系列图书除主题广泛、研究细致外，其作者来源也体现出既集中又多源的特点。对作者或编者姓名的统计显示，约48.5%为华人（含国内作者）、34.6%为来自不同国家的非华人、16.9%由华人和非华人合作完成；显然，这些书的著编者多为华人背景。其中，86本书的作者或编者的姓名是纯汉语拼音，占比38%。调查发现，华人著编者多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经历，不少人在国外工作定居甚至入籍。他们背景多元，其论著成为海外人士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换言之，华人著编者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海外读者对我国的看法。如何引导这些著编者较客观地介绍中国，值得我们思考。熟悉这些著作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是我国学者为国发声、与国外同行开展学术对话的重要前提。

　　二、启示

　　我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可从三方面加强。

　　一是扩大对域外国家的研究面，尽可能全面覆盖与我国交往的国家，研究内容要尽可能广，研究队伍要扩大。

　　二是对与我国有利益和价值观冲突的重点国家，尤其是美英日等国家，要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

　　三是要密切关注外部世界对我国的主要研究，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及时发声，恰当回应，更好地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要在较短时间内开展上述三方面的工作，离不开具有良好外语能力、相关专业知识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等优势的外语专业人士。仅靠我国现有的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难以做到及时充分了解、有效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

　　外语师资多的高校，应响应国家战略发展的新需求，把握新文科建设的机遇，出台鼓励学科融合的措施，相应调整学术成果认定、职称和岗位评聘与考核等规定，引导部分外语人才拓宽研究领域，从而扩大国别与区域研究队伍。

　　国别与区域研究，对广大外语教师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机遇，我们既能充分发挥我们的语言、数量、专业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等优势，拓宽研究领域，推进外语学科发展，又能加快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从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为挑战，进入一个新领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此我们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认识。近年来，我国外语教师参与较多的中华学术外译等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当然，这对译者的多语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要求也更高，需要研究、出版等多个机构通力合作；同时，我们要特别加强对译本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的研究，而这正是外语学科人员可以发挥特长之处。

　　目前，中国成功应对了新冠肺炎疫情挑战，确保了经济正增长，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研究会更多更广。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大外语教师要把握发展机遇，抒发中国情怀，彰显国际视野，提升自身学术素养，拓展个人知识体系，积极参与国别与区域研究，主动服务国家的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