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海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也明确提出了“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要求。一方面，“三新”是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系统性战略规划；另一方面，只有在统筹“两个大局”的高视位下，才能更好地落实“三新”的重大战略部署。

　　从历史维度把握“两个大局”与进入新发展阶段之间的历史逻辑

　　任何重大战略思想的出现、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都是基于特定时代背景及国内国际发展环境作出的回应。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结合，辩证看待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始终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之“三新”的提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进程进行再认识的产物，尤其是基于“两个大局”时代特征的战略选择。在统筹“两个大局”时代条件下，从历史方位把握其与新发展阶段之间的历史逻辑，揭示“三新”的历史必然性，是以大时代观、大历史观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历史延续性及未来走向的应有之义。

　　“两个大局”下，新发展阶段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必然接续。能否科学认识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及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理论前提。而针对时代背景及历史条件对中国发展阶段作出恰如其分的定位及展望，是我们党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的理论课题。党的十三大曾明确指出：“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报告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准判断。党的十八大在回顾和总结之前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站上新台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是党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

　　“两个大局”下，新发展阶段是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准确勘定。新发展阶段之“新”，指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进程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新发展阶段的内涵要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在社会主义总体发展进程中，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变。但同时，经过建党百年以来的长期奋斗，我国已经具备了在新的起点上完成历史宏愿的能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从发展原则把握“两个大局”与贯彻新发展理念之间的理论逻辑

　　《纲要》将“坚持新发展理念”列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明确要求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两个大局”下中国发展观的进一步明确，在继承“十三五”时期我国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鉴于新发展理念作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的重要地位，只有从发展原则上把握“两个大局”与贯彻新发展理念之间的理论逻辑，才能够回答新时代面对“两个大局”应该“实现什么样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系统性问题，真正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当今时代的科学运用和生动发展。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均能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寻找到相应的理论渊源。创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由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为根本牵引力的理论取向的再发展；协调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中部门和部类之间协调发展理论的运用；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批判牺牲生态而谋取资本利润思想的继承；开放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预言的《资本论》“可能的续篇”中论述的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理论的新的拓展；共享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面对“两个大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出的从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发展方式、发展路径、发展目的等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局性发展理念体系，反映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就。

　　新发展理念是在“两个大局”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回答时代课题的重大理论创新。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基于“两个大局”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下的重大战略原则。回首过往，中国发展一度落后，在列强侵占、掠夺压迫的历史背景下将发展经济作为新中国的首要任务，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发展的目标。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再次结合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乏力，中国经济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后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外经济发展环境变幻多端，面临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困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日渐突出。正是针对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要求，新发展理念在既有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升华，将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

　　新发展理念为在“两个大局”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指导原则。“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经济历史新方位作出的重大科学判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引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破解发展难题，必须以能够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理念指引方向，而高质量发展就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战略引领下的发展。创新发展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前瞻性地将人们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努力以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等发展在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以带动全局发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注重解决高质量发展中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开放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解决的是高质量发展中的内外联动问题，旨在全方位升级开放型经济。共享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宗旨，是社会主义制度根本的优越性所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不仅是对问题导向的坚持，还逐渐形成了各发展理念互为一体、协同发力的总体发展理念，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

　　从实践路径把握“两个大局”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的现实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作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为统筹“两个大局”在“十四五”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系统性战略部署。

　　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之变在实践上要求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国际上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及国内自身增量不足，我国在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初期，着眼于中国较小经济体量及庞大劳动力人口，我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即通过劳动力优势打造“世界工厂”以引进海外资金技术，实现以外促内的目标。“十一五”时期，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及中国长期依靠出口、对外投资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党中央经济研究制定了刺激经济发展计划，指出要想方设法拉动内需，逐步加强国内循环发展格局。随后，在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长期运行下，为进一步解决国内循环产能过剩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运而生。当前，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国内国际的市场联通、资源互补、良性互动促进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成为现实的必然。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之变在实践上要求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国际格局即指一段时间内稳定的国家力量对比。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渐变趋势。面对国际发展格局之变，需思考积极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方案。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立足于国内大循环，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落脚点，加快核心技术攻关的应对策略，更要立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彰显中国大国担当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强调：“当前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为地区国家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体现出“两个大局”下，中国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提供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的责任担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建构，各种便利政策措施的不断出台，中国庞大的内需潜力会不断激活，国内外两个市场将彼此联通，资源相互补充，国内经济内循环将带动国际经济外循环，国际经济外循环会推动国内经济内循环，由此不断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产业链、供应链及价值链的中心，中国能够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帮助世界其他国家释放过剩产能，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作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能够为全球范围内正在寻求破解经济复苏困境的国家提供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变要求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上升，依托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模式在新发展阶段不再占据优势，需积极寻变。提供能够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中国市场供求渠道的现实要求，中国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注重进一步挖掘内部需求，以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求链应对需求之增长，推动构建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深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供制度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并非单纯用以缓解现实状况的权宜之计，而是综合考虑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后确定的中长期战略方针。作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为真正努力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突出扩大内需战略基点，顺应国内投资需求新变化新机遇，进一步拓展投资需求，既要抓紧补齐传统基建短板、发挥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作用，也要合理扩大新基建规模、注重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同时应更注重内需推动国内经济良性循环，强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市场动力；需突出强化有效供给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供给侧改革、增加高质量有效供给，夯实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物质基础；需突出完善现代流通体系，如构建现代大交通网络与物流网络，完善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利用数字技术改造升级流通体系、提高流通服务功能等，畅通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环节。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江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