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石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高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漠北各族称之为“敕勒”。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因其所用车的“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称之为高车。关于高车族源，学术界目前有多种说法，大致可归纳为丁零说与匈奴说、赤狄说与鬼方说、康居说与车师说。

　　丁零说与匈奴说

　　作为最早全面系统地记录高车历史的传记，《魏书·高车传》记载：“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据此，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匈奴起源考》（《史学杂志》1923年第18期）中，首先将高车族源与丁零相关联，认为活跃于汉晋时期的丁零与敕勒、铁勒为同名异译，皆系蒙古语tegre、terege之音译，译义曰车。这一说法也被王日蔚《丁零民族史》（《北平研究所史学集刊》1936年第2期）、冯家昇等编写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等论著认可。但由于该说仅侧重丁零与高车的关系，并没有追溯丁零与匈奴的关系，从而与持高车源于匈奴的说法相左。

　　“匈奴说”最早见于《隋书·铁勒传》：“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新唐书·回鹘传上》亦作“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由于隋唐时期的高车又称铁勒，回纥源自高车袁纥部，若铁勒与回纥之先为匈奴，则高车之先也应为匈奴。

　　从成书时间来看，《魏书》早于《隋书》与《新唐书》，《魏书》作者魏收对高车的了解程度远高于后人，《魏书·高车传》的史源也更为丰富。《隋书》《新唐书》成书时，“高车”这一称谓已不再使用，魏徵、欧阳修等人对高车的认识，只能来自《魏书》等前人著述。事实上，《隋书》《新唐书》将高车来源与匈奴相联系，主要是依据《魏书·高车传》中匈奴单于之女与公狼产子这一传说故事及“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的记载。但“甥”只能表明匈奴与高车祖先存在亲缘关系，而并非其直系祖先。尽管如此，匈奴在高车民族形成过程中依然发挥了较大作用。

　　赤狄说与鬼方说

　　也有一些学者在认同高车与丁零相关的基础上，根据《魏书·高车传》中所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将高车族源追溯至活跃时间更早的赤狄。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铁勒考》（《东洋史研究》1940年第5卷第2号）试图从语源上证明高车为古赤狄之余种。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称，赤狄、狄历、丁零、敕勒、突厥等，是不同时期各个民族对突厥语族民族的称呼。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认为，“赤狄，是春秋时汉文史籍对该族的称谓……高车，是北朝人对他的称谓”。

　　蒙文通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中，最早将高车族源追溯至鬼方。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中，采用二重证据法，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认为春秋时期各狄族均出自鬼方。虽然该文并未提及丁零、高车与诸狄关系，但不可忽视其在高车族源研究中的桥梁作用。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结合南西伯利亚和蒙古国的出土材料，将鬼方、赤狄、丁零与高车联系在一起，详细论证了鬼方是我国史籍中丁零的源头。周建奇《鬼方、丁零、敕勒（铁勒）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则以历史记载为依据，参考阿尔泰语特别是回鹘语，考证了鬼方、丁零、敕勒等各族之间的关系，证明鬼方为丁零及敕勒之族源。

　　从上述史料和观点来看，将丁零探源至商周时期的鬼方及春秋时期的赤狄，虽有一定道理，但鬼方和赤狄距离高车活跃的年代极为久远，他们并没有与高车产生直接联系。高车族主要应是东汉至魏晋以来丁零同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其他民族融合而成。加之鬼方、赤狄的事迹在史学界仍有一定争议，因此这一说法仍需更多证据。

　　康居说与车师说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中华书局1958年版）认为，高车源自汉代西域国家康居，“康居即Kankali之音译，其义为车，至魏而转译高车，音义兼取”。清末学者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木剌夷补传附康里补传》（东京文求堂1902年版）中，称“康里，别作康邻，古高车之后”。一些民族史史料如《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突厥世系》（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认为，“康里”与善于制车相关。这又与《魏书·高车传》所载高车情况极为相近。而元朝时之康里国，恰位于汉代康居旧地。故岑仲勉《阐扬突厥族的古代文化》（《民族学研究集刊》1948年第6期）称“康居——高车——康里之同一，已成定案”。也有学者对岑仲勉观点持反对意见。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一书认为，《史集》《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等都是13世纪以后的文献资料，并不能作为康居就是古高车国的绝对依据。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提出康居乃Kangar，意为勇武高贵，与“车”并无关联，也可证明康居与高车非为一族。

　　苏北海则提出高车源于西域车师国，他在《维吾尔族先祖——姑师（车师）、乌古斯、高车辨》（《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中，称姑师族即为乌古斯族、高车族，后来演变为乌纥及乌护；姑师族属于突厥语族，使用突厥语。

　　以上两种说法主要依据是“康居”“车师”与“高车”发音相近，但忽视了《魏书·高车传》对高车族源的记载，推测成分较多，说服力不强。

　　高车为源于匈奴血缘的丁零

　　探讨高车族源，应综合文献记载、活动地域、语言、风俗习惯等多方面考察。《魏书·高车传》称：“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即已表明高车族源与丁零相关。西汉时期，原音为“Türk”的丁零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并长期为匈奴役属。直到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被迫西迁后，丁零中的一部分才开始向蒙古高原腹地迁徙。檀石槐大联盟时期（约166—167年前后），鲜卑曾经阻挡了他们进一步大规模南迁的步伐。但即使如此，丁零人也在蒙古高原至少生活了60余年，有些甚至定居下来。这些丁零人和未西迁的匈奴余部同地而处，杂居、融合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从事游牧生活。

　　两晋十六国时期，史家为了将其与已经内迁至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开始定居农耕生活的丁零相区分，选择以“Türk”的另一种音译“敕勒”命名该民族。后来，“敕勒”人擅长制造并使用高轮车的生活特征被拓跋鲜卑人熟悉，故又称之为“高车”，与“敕勒”并行。追溯本源，高车与内迁丁零均是早期丁零的后裔。而“丁零”与“高车”并见于《魏书》《北史》之中，只能说明高车与这一时期的内迁丁零有所差别，不能作为否定高车族源与丁零相关的依据。在高车族中，丁零为主要组成部分，匈奴属于次要组成部分。高车及与其族源直接相关的丁零、匈奴均曾活跃于漠北地区。

　　另据《魏书·高车传》记载，高车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故高车语当与匈奴语密切相关，但两者不完全等同。所谓“略与匈奴同”，大概是因为丁零人迁徙至蒙古高原后，同遗留在当地的匈奴余众接触及融合，不仅形成了敕勒（高车）这个新民族，敕勒的语言中也吸收了大量匈奴语词汇。

　　除语言外，高车的风俗习惯同样与匈奴存在一定联系。据《魏书·高车传》《史记·匈奴列传》记载，高车人“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遶歌吟忻忻”。匈奴人每年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高车人“少工骑射”，号为“天下名骑”。匈奴人则“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北齐时期的高车族名将斛律金，“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北齐书·斛律金传》）。其子斛律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无不中。军营未定，终不入幕，或竟日不坐”（《北史·斛律光传》）。这一现象也应是丁零与匈奴长期融合、交流的结果。

　　由上所述，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生活在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人在迁徙至蒙古高原后，同留居当地的匈奴余部杂居、融合，形成了一个以丁零人为主并混合了部分匈奴人的部族，在两晋十六国时期被称为敕勒。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敕勒又有“高车”之名。正是由于与匈奴有着密切联系，高车在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深受匈奴影响。总之，高车族源同丁零及匈奴皆有关联，简单地认为高车来源于丁零或匈奴均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