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倩（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国际经验表明，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能否形成符合当地实际、体现资源禀赋、文化特色的城市发展空间结构、规模结构、产业结构，直接关系城市发展全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像我们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更要坚定不移，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

　　作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是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的重要平台。城市群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英国学者霍华德在其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城镇群体”（town cluster）一词，主张将城市周边城镇纳入城市规划的考量范围。1957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戈特曼发表了《大城市连绵区：美国东北部海岸的城市化》一文，文中描述了“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一带大城市沿着海岸线高密度分布的现象”，首次提出了“megalopolis”概念，提出了西方城市群发展的路径模式。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基础、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条件均与西方不同，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模式，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为遵循，着眼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发展之路。

　　以基建网络为支撑塑造城市群空间结构。纵观世界级城市群的城镇布局，基本都以发达的轨道交通为骨架向周边扩散开来，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容易吸引现代产业部门的集聚生产，而传统产业部门则被城市不断向外扩散，并且城市群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传统产业部门向外扩散的速度。由此，我们要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建建设，规划建立广域开放、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和共享共赢的，一体化、高质量的国际化海陆空枢纽群、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多元化、广覆盖、高密度的轨道交通网络，推动城市群新基建科学布局，加强项目管理。应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提升管理效能，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统筹协调交通运输与产业、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支撑城市群产业升级，引导区域城镇空间轴向集聚集约发展，构建高效集约、安全安心、绿色低碳的域内城镇空间格局。

　　以集约高效为遵循调整城市群规模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形态多元化。”像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国际性大城市，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中心城市不断扩张，通过规划和建设卫星城，不仅降低了这些城市因城市病带来的城市衰落的可能性，而且围绕中心城市形成了城市集群式的“大都市圈”，实现了区域竞争力的整体增强。借鉴此经验，城市群应有多个层级，让大城市辐射带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再带动城镇和农村。目前我国城市群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大城市过大，小城市太小，中等规模城市缺乏的现象，实际上，这种断层的城镇体系不利于承接上一级城市的产业转移，会造成产业和创新要素在城市之间传导受阻，影响产业合理分布与梯度优势的发挥和完整跨区域产业链体系的构建。因此，我们要在城市群内规划建设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强化城市群内部功能互补和内在联系，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城市群和都市圈要集约高效发展，不能盲目扩张，既要优化宏观布局，又要在城市微观空间治理上下功夫。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调发展。

　　以联动协同为抓手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城市群内产业不断重组优化的过程。当城市群内部更为协调时，城市群整体实力也会趋向更强，此时城市群内的产业集聚与扩散作用就会变得越大，越能促进各种要素在城市间的流动。

　　一方面，大都市通过良好的城市发展战略，解决交通、环境与城市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大城市病”问题，将部分可转移的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带动周边就业和消费；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融入城市群后，区位劣势减弱，成本优势加强，迎来更多发展机遇。可以在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间建立起“总部-分支”的产业合作模式，强化大城市企业、技术、人才的辐射作用，与周边城市形成产业连接和支持，在周边城市设立生产研发基地，加快科研成果本地转化，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延伸。美国二战后经历了制造业空心化的过程，以至于当今美国包括贫富差距、地域矛盾、右翼民粹运动兴起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离不开产业空心化的长期影响。吸取美国城市产业发展的教训，我们要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具有城市发展空间的现代产业体系，真正做到产城融合、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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