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海外中国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的历史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先后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论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交流日渐加强，国外的当代中国研究成果异常丰富，从目前国内出版的译著看，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有颇多创新之处。

　　关注当代中国史的事件与人物时，强调注意中国发展的特殊性

　　国外人士在关注当代中国史的事件与人物时，强调注意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如美国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指出：“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经验，所以了解中国就更具挑战性。例如，中国既是都市的，又是乡村的，既是工业化北半球，又是非工业化南半球的一员。在国家的一些地方已经现代都市化，而另外一些地区则欠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这个空前巨大和多样的国家，正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态度和条件的混合体。”德国韩博天在《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中则分析了中国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灵活性，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靠的是一种实践经验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与历史上其他一党执政的国家相比也是少有的。但是这种学习却是严格工具化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随时可以中止并受到控制。这种学习不涉及权力结构的改变，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外交的特殊性，澳大利亚费思芬在《中国与世界》中称：“因为我们需要一种远为有效的分析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中国特性’的动力受到的注意无疑比应该要得到的少得多，而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动力比人们认为的要重要得多。我以为，如果我们和各国政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能恰当地估价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具体问题，而各国政府则不能有效地应付这些问题。”

　　论述了当代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多肯定了中国模式

　　国外人士在著作中论述了当代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未来发展寄予了厚望，多肯定了中国模式。如美国奈斯比特等在《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认为：“越来越多的事情都要求有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官员的任职资格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中国政治体系成熟的体现。中国的自豪感还将继续增强，塑造出一个基于中国价值观和中国人需要的纵向民主体系。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的观念，只是西方人才关心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如何实现？中国和中国人民会自己决定。”英国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则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绝不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社会，它将保持高度鲜明的本国特色；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目前主导世界，但将受到中国所代表的‘另类发展模式’的挑战，直到有一天‘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模式主导世界；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将丧失文明操纵权，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

　　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异常关注，对中国经济模式多有分析

　　国外人士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异常关注，对中国经济模式多有分析。如日本顾琳的《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通过河北高阳分析了中国乡村工业区模式，指出：“与大多中国乡村工业区一样，高阳从事的是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的小规模生产。与许多乡村加工业一样，它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与唾手可得的技术和原料结合起来。一旦某个企业带头成功建立了一种工业模式，不久就会有其他的企业家和地区纷纷效仿。结果是，过度的投资和生产，这又增加了原料和销售市场的竞争，利润压力加大，导致该行业的许多企业倒闭。”邹至庄的《中国经济转型》则关注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全面涵盖了当代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正如作者在该书第3版序言中指出，“本书对于中国经济成功发展所基于的历史、体制和理论方面的贡献因素做了深入和全面的分析，揭示了对市场机制功能、中国人力资本、私有制、政府组织形式、政治环境，以及官僚经济体制等众多方面的新发现，而且涉及一系列重要问题:环境制约、收入分配、农村贫困、教育体系、医疗保健、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监管。”

　　特别重视中国某一地区的微观个案研究

　　有国外研究者特别重视中国某一地区的微观个案研究，通过以小见大来讨论当代中国的宏观问题。如德国艾约博的著作《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即专门关注一个四川夹江的手工造纸村，关注了造纸技能这一资源20世纪在该村的分配与争夺，并以此技能为切入点，讨论了革命、建国以及市场化等现代化进程如何改变中国农村。傅高义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则考察了改革开放先行的省份广东改革开放，对广东在全国改革中的先锋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全书突出了“在中国先行一步”这一主题，把广东称为新体制的实验室。他还关注了1949～1968年的广州的规划与政治研究，指出：“在这二十年中，党建立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社会主义改造使经济事务牢牢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政治指挥经济。”

　　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除了传统历史学方法外，还有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方法

　　国外人士在著作中经常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除了传统历史学方法外，还有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方法。如罗丽莎的著作《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以当代中国女工群体对工作、政治、性别文化的态度为研究对象，“借鉴了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精良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典范。”法国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在研究上山下乡运动时，因其属于复杂现象，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人口学及词汇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指出：“如果不提及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触及有关城市及农村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那就不能进行研究……另外，下乡运动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迁移，那么它的结果，就像其原因一样，应该以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最后，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一场社会运动自然孕育出一批丰富的特殊语汇，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那就该是词汇学家们的研究范围了。”还有国外研究者从心理学视角重视分析中共领袖个人性格对其命运的影响。如英国威尔逊的《周恩来传》关注了周恩来人物性格、气质对其工作影响，指出：“周恩来由于他那精细而又西方都市化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得与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从不勉强自己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如此。”

　　重视比较研究，如当代中国与民国的比较、中美比较、中国领导人物内部比较等

　　国外译著还重视比较研究，如当代中国与民国的比较、中美比较、中国领导人物内部比较等。有学者注重民国、新中国发展的贯通研究，很多成果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发展，注重两个阶段的比较。如鲍大可的《中国西部四十年》研究中国西部，关注问题与中国改革的广度、性质和连续性有关。他指出：“自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末，40年来的现代化对这些边远地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否从根本上开始改变这一地区？如果是，是怎样改变的呢？或者中国西部还像40年代那样基本上停留在‘前现代阶段’？现在新旧问题如何混杂？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我主要依靠1948年所观察到的情况。”国外学者普遍关注中美两个大国的对比，德国赛茨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中曾指出：“美中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他们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保持这种关系的平衡，要求双方要有冷静的理智和均衡的利益。美国不仅要把中国‘纳入’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现存体系中，而且要赋予她领导地位。中国也要承认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国地位，并且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冲突。”在人物比较上，美国张大卫的《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则是选取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来分别叙述比较了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经历，认为两人都为讲求实效的稳健人物，但又将周恩来称为爱国主义的革命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将邓小平称为讲求实效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