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经贸体系、货币金融体系备受冲击。一方面，近年来西方国家进行的大规模金融制裁措施，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和稳定状态造成了一定震动，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调整的呼声有所上升，国际货币体系似乎面临一定的变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如何演变，回顾历史或可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和崩溃

　　经历了二战的洗礼，以及数十年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之后，世界各国迫切需要在各大领域重建秩序，以推动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布雷顿森林小镇，经过为期3周的紧张谈判，各方达成协议并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该体系又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三个视角来观察该体系。其一，美元与黄金以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比例挂钩，美元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本位币。其二，从汇率制度来看，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但可以调整的汇率制度。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双挂钩体系”。其三，在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自由可兑换，但是国际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新成立的IMF向逆差国提供短期资金融通，以协助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

　　这个体系显然反映了二战前后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元的地位得到了空前强化。当然，这个体系一度为全球提供了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特别是与马歇尔计划联系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但是，其内在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随着各国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元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此，美国需要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来输出美元流动性，但这样就会导致美元流动性泛滥，从而难以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反之，如果美国拒绝向世界提供充足的美元流动性，世界就会陷入“美元荒”，从而使其他国家的货币难以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20世纪60—70年代发生了多次美元危机。在此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度试图对原有体系进行修补，比如用特别提款权（SDR）来替代黄金，使之成为储备货币。这种尝试导致了SDR的诞生，但SDR既没有替代黄金，也没有替代美元，其发挥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最终，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延续了美元的主导地位

　　1976年，IMF的“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召开会议，并就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达成协议。这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后布雷顿森林阶段，也被称为牙买加体系。这一体系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在储备货币方面，黄金非货币化使得黄金失去了储备货币的地位，但其仍然被作为一种储备资产，同时SDR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其二，浮动汇率合法化，并实际上大行其道。其三，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多元化，除了各国自身调节和IMF提高调节能力之外，浮动汇率本身也成为一种调节机制。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规模也持续上升，这对国际收支带来了更大挑战。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放弃了原有的“双挂钩体系”，国际储备货币从黄金支撑的美元扩展到了美元、马克、法郎、日元、英镑等多币种。黄金的非货币化以及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使得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韧性较其前身有了极大提升。同时，从计价单位、支付媒体、价值贮藏这三个货币职能来看，美元仍然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尽管1999年诞生的欧元一度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新的选择、对美元地位提出了挑战，但是20多年过去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依然没有根本性的动摇。相反，由于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发展显著优于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巩固和强化。同时，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总体上为全球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中国经济在一众发展中国家当中脱颖而出。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的浦山先生，担任了我国财政部赴世界银行代表团团长，领导了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和IMF成员国席位的谈判。

　　但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有其根本性问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理念的IMF给东南亚国家开出的药方就是自由化，特别是紧缩财政、紧缩货币，这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一些接受IMF药方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金融状况。同时，美国自身的政府赤字和不断突破上限的政府债务，以及2010年欧债危机中IMF给欧洲国家开出完全不同的药方，促使发展中国家开始反思和批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性。

　　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从三个层面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首先是多边层面的治理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积极为IMF提供资金，增强IMF的救助能力。同时，中国相继加入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全球税收论坛等机制，在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合作组织等机构中的发言权也有了大幅上升，积极参与了和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的金融新规磋商。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推动了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治理方案改革。

　　其次是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清迈倡议多边化和亚洲债券市场是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两大支柱。2009年12月，东盟10国与中日韩签署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该协议标志着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成立并运作，其通过货币互换交易向面临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的参与方提供资金支持。2021年，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特别修订稿正式生效，其与IMF条件脱钩的贷款比例提高至40%，自我管理的性质进一步增强。此外，东亚各国也意识到其过度依赖美元等外部资产，应当促进形成亚洲债券市场，以实现国民储蓄在东亚区域内循环。目前，该区域的债券市场规模快速扩大，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这为区域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除了两大支柱之外，东亚货币合作还有实体平台。2011年，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在新加坡成立，并于2016年正式升级为国际组织。

　　最后是人民币国际化。2009年7月，中国开始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在有限范围内试点。此后，人民币国际化快速从有限城市扩展到了全国范围，并在上海自贸区等地实施更具开放性的试点措施，同时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也从进出口贸易向服务贸易、投资收益项以及直接投资和金融证券投资等项目推广。2016年，人民币已经正式进入SDR篮子货币，并在储备货币、交易媒介、价值贮藏三个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经过多年实践推动，2022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已经达到42万亿元。另据报道，人民币在我国跨境收付金额中所占份额从2010年的接近0上升到了2023年3月底创纪录的48%。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以及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进一步对外开放，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必将进一步上升，并对国际货币体系走向更加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道路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