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什么是我们重要的议题

　　建立我们自主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拓展当前经济学知识体系及其范围，需要纳入那些能更好反映西方以外，特别是能反映中国和东方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的重要议题。就中国和东亚地区而言，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官僚体系和政治秩序乃至治国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文化和制度遗产，对东亚儒家文化圈和更大范围里的民族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遗产应该成为拓展当前经济学知识体系及其范围和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议题。

　　到目前为止，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涉及的几乎全部重大议题都是基于西方世界，特别是近代欧洲崛起的历史现象。这个历史现象催生了一系列主要的议题并被几代经济学家继承和发扬光大。西方经济学从最古典的阶段开始，经过英国工业革命的洗礼之后，再到19世纪欧洲经济的崛起与海外扩张，经济学的研究始终围绕以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代表的重要议题。

　　简单地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议题大概可以用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来概括。根据“第一定理”，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由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所形成的全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第二定理”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只需一次性总赋税（大致上可以理解为界定清楚初始的产权），市场机制这个无形之手就可以实施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因而政府只需担当“守夜人”的角色，无须参与具体的资源配置过程。

　　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就围绕这两个定理而展开，并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不考虑国家历史传统和制度、文化存在持久差异的情况下直接应用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收入分配、金融、国际经济关系等诸多领域，也自觉不自觉地以近代欧洲的经济崛起现象和西方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作为标准和模板。所以，主流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不仅在视野上过于局限，而且在议题上过于单一。由此形成的“一般原理”实际上是缺乏足够包容性的“局部知识”。

　　不可否认，过去三百年，在欧洲也出现过不同于以英国和美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经济思潮，如法国重农学派、奥地利学派、德国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继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但这些重要的思想都没有真正成为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从学科范式的角度看，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分析范式都缺乏足够的“实证性”，进而难以进行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累积创新”。

　　同时，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国内也不乏几代学者延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艰苦的思辨式的探索，提出了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术语和理论概念，这无疑是帮助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资源。但同样从范式竞争的视角来看，这些研究也因为缺乏足够的“实证性”，难以进行跨国家、跨制度、跨文化交流，最终也无法融入并主导全球话语体系。

　　概言之，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要认识到，一方面，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需要增加“实证性”，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体系则需要增加“中国议题”。因此，议题设置和遵循实证性的研究范式将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原则，其中将“国家”回归到经济分析的中心地位，是不可回避的选择。

　　将“国家”回归到经济分析的中心地位

　　国家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将国家回归到经济学的中心地位，不仅具有回归到经济思想形成中的早期传统的意义，更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需要把分析范围从现有的“局部知识”中拓展出去，登高望远，看到更丰富、更多样和更真实的世界。

　　以发展经济学为例，西方现有的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总体上是“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简单应用。他们习惯于视国家为外生的因素，或者隐含地给定了国家能力、国家能效以及官僚体系的效率都是不变的。但正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所发现的那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国家能力孱弱、官僚机构臃肿腐败、缺乏稳定和可预测的秩序与政策环境，这些常常成为经济发展中最致命的障碍。而中国和东亚地区能够借助于追赶战略实现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跟它们历史上受到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以及国家和精英政治的传统密不可分。国家有能力维护政治秩序和稳定，推行国内改革，制定有效的发展政策与战略，维护市场竞争和金融稳定，这些乃是经济发展的一阶条件。

　　再比如，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中有一个常常被经济学家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国家的战略性规划对长期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这些战略规划的领域除了像人才培养、医疗健康和扶贫之外，还包括基础设施、电网、通信网络、装备制造、治水治沙、水库大坝、南水北调等等。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条件之一，也是成功的结果。其实，西方崛起的历史和东亚高成长经济体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国家的这些战略性规划和投资活动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只是这些活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程度、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范围罢了。但是，由于这些规划领域的特殊性，尽管需要巨大的投入，却没有即时的产出或因为不进入市场交易而无法估计产出规模。其结果，这些对经济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国家活动及其“推断收入”却并不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和分析范围之内，甚至当主流经济学家批评中国和东亚的投资效率不高和资本错配时，全然忽略了国家的这些战略性支出活动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些重要经济活动的隐含产出很可能在任何国家的经济产出总值中都占有不可忽略的比重，但却不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之内。可见，以国家为中心扩展现有经济分析的范围对于我们理解真实的经济世界和看到不同经济模式的演变道路是多么重要。

　　在经济理论创新中保持文化自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即便到了今天，依然深刻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而且也具有取之不竭的经济学内涵：“半部论语治天下”，“无为而无不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等等。在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系统深入地汲取和掌握《论语》《道德经》《管子》等中华经典的思想将成为不可或缺的步骤，这不但能够为理论创新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素材，也可以为树立“四个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更是应该放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70多年的新中国国家建设和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认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这个思想史跟中共党史、新中国建设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密切相关。给定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以来最成功也最具影响力的“创业团队”，创业史中自然呈现出许多值得研究和进行理论解释的重要现象与规律，对“四史”进行系统的文献梳理，将各种重大战略选择、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等等融会贯通到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不但是必要的，也将极大地丰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结构并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拥有的有关国家历史和治国的数据库还太少，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建设出一批重要的数据库来，助推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的经济崛起和对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学的议题和发展轨迹。从现在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完全可以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对拓展和丰富经济学的分析范围和知识体系做出我们自己的原创性贡献，并以此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发扬光大。

　　（文章更多详情请参见《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