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改变了国家的能力，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它是一个多学科共享／竞争的“公共领域”。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具有跨学科性，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都可以参与其中。同时，它又具有实践性，往往与国家的话语、权力的运作过程、政策的语言和实施密切关联，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的主体不仅包括学者（譬如政治学家／政治学界），还包括政治家和国家治理实务工作者。在这个公共领域里，政治学可能是主导力量，但并不构成垄断，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同样贡献了国家治理的相关概念、理论，譬如经济学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社会学的项目制。如果政治学不能在国家治理领域形成理论优势，则可能构成学科发展的危机。

　　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是相对意义上的“嵌入性自主”

　　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包含自主知识体系和一般知识体系。这种自主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主，而是相对意义上的“嵌入性自主”。

　　一是嵌入世界知识网络，没有基于一国的独立、封闭的知识体系，而只有相互印证、相互检验、相互观照的跨国知识体系。在国家治理的知识领域，已经有国家能力、国家建构、国家自主性、发展型国家、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成熟的概念或理论，中国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用中国风格、中国故事来丰富世界的知识图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叙事。但同时需要避免学术民族主义的倾向，话语上的“反西方中心主义”与认知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并存。当过度强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恰恰是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因为你的母题来自于西方。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时候，要如何看待中国的特殊性？我们有一些中国特殊论的表达，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式民主。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既体现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比如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重视教育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譬如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是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也即中国的社会实践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国学者首先需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进而探寻具有普遍主义的知识方案。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独特性并不意味着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构就是特殊主义的。恰恰相反，中国道路背后蕴含着普遍性的原理，而这些原理就是我们中国政治学学者需要着力开发和研究的。

　　三是嵌入跨国的、跨学科的知识社群，任何知识体系都需要外部世界的承认。学科的自主性和嵌入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自主性是需要被学术共同体所广泛认可的，植根于知识界的共识，不能是一种自我宣言。最近二十年，中国学者越来越深入地参与了全球性的知识生产体系，无论是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还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

　　在国家治理的标识性概念方面，中国学术界其实已经积累了一批具有解释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概念，譬如双轨政治（费孝通）、以礼入法（瞿同祖）、政治形态（林尚立）等。王浦劬等提出利益政治学，徐勇等提出田野政治学，杨光斌等提出历史政治学，周平等提出民族政治学，复旦大学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团队组织编写《中国政治学手册》丛书，在一定程度上都表明中国学术界在建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上的努力。

　　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包含三部分工作：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

　　自主知识体系是知识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知识体系是跨国界、跨文化的，中国学者既参与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又参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包含三个部分的工作：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

　　首先是概念化。现在大家都在创造概念，概念对学者来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发明概念应基于节约原则、有效原则和新颖原则。所谓节约原则，即如果现有的概念能够充分解释就不要发明新的概念；现有的概念比我的概念更有效，我就不应该再发明新的概念。所谓有效原则，即新的概念提供了观察既有政治现象的全新视角，帮助我们重新诠释或定义了政治现象。所谓新颖原则，即新的概念不能是旧概念的翻版，而必须有实质性的创新。概念实际把经验世界简化，去神秘化，去芜存精，化繁为简，以简驭繁，它是一种深刻的洞见和独特的视角。概念不是理论，只是发展理论的工具之一。有一些概念，大家都在用，譬如中国式现代化，但实际上现在讲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在强调它的特征。特征不是本质，我们学术界不能停留在“拿来主义”，还需要进行深加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需要进一步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

　　理论化就是对因果关系、因果机制的刻画。最近几十年，社会科学在因果识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而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理论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揭示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把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转化为理论之问，这是学术界的核心任务。

　　从概念、理论到知识体系，概念是知识体系的一片砖瓦，理论是我们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是它的网络，概念和理论组成的家族谱系、意义之网就是我们的知识体系。

　　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样，需要文明互鉴，博采众长，中外交融，管用为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管用为主，解释力是衡量理论贡献的终极标准。

　　（更多详情请参阅《开放时代》2024年第1期《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