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邈（曲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青年副教授、认知与行为研究院研究员）

　　抑郁症又称为“重度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一种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活动减少、精神活动抑制为临床核心症状的心境障碍。要客观理性地认识抑郁症，就要特别区分抑郁症和抑郁情绪。

　　抑郁症不等于抑郁的情绪。虽然它们都有忧伤、焦虑及躯体化反应等一些相似的特征，但是在产生原因、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和发病规律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产生原因上，抑郁情绪通常是对生活中不愉快事件的反应，而抑郁症通常无缘无故地产生，缺乏客观精神应激的条件；抑郁情绪的持续时间较短，通常会在事件过去后逐渐消退，一般不会超过两周，而抑郁症是一种长期的精神疾病，可达两周甚至数月以上；抑郁情绪是一种正常的、短暂的情绪反应，并不需要医疗干预，只需要适当的休息、放松、与人交流等方式就可以缓解，而抑郁症会严重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功能，甚至形成自杀的想法和行为等，需要医疗干预；抑郁情绪没有明显的节律性特征，而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晨重夜轻。抑郁症是一种医源性表现多样的慢性疾病，常有外人难以理解的不开心，给人“小题大做”的感觉，在治疗上有低识别和易复发的特点，因此需要专业医生的评估、诊断和治疗。同时，也应警惕抑郁诊断的“泛疾病化”，也就是错误地将抑郁情绪作为疾病处理，并出现泛化、过度医疗等问题。

　　抑郁症病患分布与疾病负担

　　抑郁症在全球都具有一定的患病率、复发率、致残率及自杀率。据《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估计，全球每年有5%的成年人患抑郁症，但医疗干预不足——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中低收入国家的比例更是达到80%—90%。抑郁症给患者带来深重的精神压力，严重时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破坏人际关系和工作能力。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报告，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抑郁症发病率上升28%，给抑郁症的诊断及治疗带来了更大的挑战。2009年，我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而到2019年，我国成人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已达6.9%。然而，目前我国抑郁症的治疗率尚不到10%。同时也应看到，抑郁症是可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在经过正确的治疗后，病情虽然很难彻底治愈，但仍得以大大改善。难以根治是因为抑郁症具有较高的复发性，平均来说，患过抑郁症的个体，一生中可能要面临4—8次复发，很多患者长期生活在“变好”和“治愈”之间的状态中。

　　抑郁症带给患者严重的疾病负担，随着病情的发展，抑郁症患者可能出现持续的认知损伤，影响患者的社会生活，极端情况下甚或产生自杀行为。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20》统计，2019年中国城市和农村自杀率虽然均已处于世界范围内较低水平，但抑郁症已被确定为自杀的主要风险因素。根据自杀心理解剖分析数据，超过90%的自杀死亡案例与至少一种精神疾病诊断有关，其中抑郁症居首位。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抑郁症患者的死因并非精神疾病本身，而是由于受抑郁症影响引发的心脏病或其他慢性病、自杀等。因此，如果将抑郁症患者的死因归结为慢性病或自杀，可能会低估抑郁症对死亡率的影响。

　　重点病患群体的社会特征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大对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群、高压职业人群等抑郁症防治重点人群干预力度。这些抑郁症的易感人群需要专业和及时的帮助。

　　青少年时期是抑郁症的高发阶段，在积极防治的努力下，我国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率将持续下降。然而，青少年抑郁症流行率仍高，中学生发病率为25.5%—44.0%。2021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为24.6%。《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揭示，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患病率为15%—20%，一半为在校学生。抑郁症是引发青少年自杀、自伤的主要原因，对学习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女生发病率高于总体和男生，20—24岁青年抑郁症发病率和DALYs率高于15—19岁和10—14岁青少年。由于社会文化变迁，包括价值观念冲突、虚拟生活（如网络游戏和社交）的兴起、生活方式改变等影响，加之年轻人的心理压力较大，而面对压力时缺乏成熟、有效的应对方式，青少年抑郁障碍患病率较高。因此，对青少年抑郁症的防治工作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包括提高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咨询和干预服务，以及改善社会环境等。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女性抑郁症发病的高峰年龄为25—44岁，正值生育高峰期，妊娠期间患病率为12.7%（7.5%为新发作）。其中产后抑郁症一般在产后2周内发生，可持续整个产褥期，表现为焦虑、沮丧、易激怒或恐怖等症状，极少数严重者甚至会有绝望、离家出走、伤害孩子或自杀的想法和行动。孕产期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多种多样，除了个人和家族历史的影响外，激素变化、生理和身体变化、睡眠不足、社会支持缺乏、压力和情绪调适困难也是重要因素。同时，孕产妇对胎儿和新生儿的过分担心，也可能诱发此症；家庭角色的改变和工作责任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产妇感到无力应对，进而引发抑郁。而孕产妇家属若对这一心理特征的认知不足，可能加重抑郁症的程度。因此，预防和治疗产后抑郁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措施。如提供全面的产后护理和教育，使产妇了解产后抑郁的风险因素和症状，以及寻求帮助的途径。在日常生活中应给予女性更多的理解与关怀，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家人、朋友和专业人士，帮助产妇减轻压力，分享经验，提供情感支持。

　　晚年抑郁症是我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2010—2019年，我国老年群体抑郁症患病率高达25.55%。晚年抑郁症不仅会导致个人痛苦，加重其他慢性疾病，还可能引发家庭混乱。除一般性致病因素外，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升高的原因还包括来自各类慢性病的压力、丧偶或孤独感、无价值感等。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社会经济转变，生活节奏加快，以及小型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在家庭和社区中角色的削弱，降低了老年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和传统孝道对于老年人心理的保护，这可能是近年来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逐步升高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老年抑郁的防治工作，提高老年人的健康认知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减轻他们对慢病治疗的焦虑，以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同时，也应该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强化子女关怀，降低老人的无用感和孤独感，预防抑郁的发生或加重，将老年抑郁的预防和保健工作纳入“健康中国2030”工作规划中，助力实现健康老龄化。

　　由于互联网和教育行业的“内卷”程度高，很多工作岗位需要“24小时待机”，模糊了生活和工作的边界，因此互联网和教育培训等行业成为职场抑郁的“重灾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交网络的发展，许多人陷入了无处不在的工作模式，手机和电脑的过度使用导致他们无法得到足够的休息，从而引发睡眠障碍和工作效率下降。此外，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职场竞争的激烈，雇主和职业人群都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这进一步增加了抑郁症的发病率。而由于对疾病缺乏正确的理解，部分人群将抑郁症与其他精神疾病等同看待，大量职场人士因此陷入对抑郁症的“病耻感”之中，不愿公开病情，更不敢寻求医疗帮助。因此，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应更加重视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采取相应的心理疏导措施，营造积极健康的工作环境，协助身心受挫的员工消除病耻感，积极接受治疗，回归工作岗位。

　　虽然抑郁症是常见疾病，但是其治疗在多数情况下是积极的。社会应对抑郁症表现出包容和理解，消除对抑郁症的误解，摒弃“病耻感”，使患者摆脱污名化，让患者及时得到救治。如果社会对精神和心理问题存在歧视、偏见和污名化，那么早期的抑郁症诊断率就可能被低估。随着我国对精神疾病的重视，抑郁症诊断率也逐步提高，社会和家庭层面应再接再厉，进一步开展病因预防，加强精神卫生教育，提升公众心理素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社会心态特征与演变趋势”（23ASH00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