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如何从战略上认识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就尤为重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加剧，以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人类社会正经历工业革命以来最为深刻的发展范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学习追赶发达国家，创造了四十多年经济增长奇迹。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则为中国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中国有望通过深化改革持续释放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创造新的增长奇迹。

　　中国推动绿色转型具有自身优势

　　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传统工业化模式率先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一直以来，现代化概念主要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这种现代化模式在带来物质生产力巨大飞跃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但这一奇迹更多建立在传统工业化模式基础之上，我们应超越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新的动能。

　　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以及新的绿色发展时代的来临。那么，中国能否通过绿色转型实现“换道超车”，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新的发展奇迹，实现从“学习西方”到“引领世界”的转变呢？仅以新能源汽车等为例。如果走传统的汽车工业发展路径，中国很难赶超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西方汽车业，但目前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换道超车”。自2015年起，中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近几年的年产销量和累计保有量均占全球一半左右。2021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更是呈“井喷式”增长。同时，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跑者。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1亿千瓦，中国的贡献超过50%。预计到202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占全球的60%。

　　绿色发展理念、愿景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成为中国转向绿色发展的关键。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中国具有独特优势，包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政府的强大执行力、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统一大市场建设、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等。反观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推动绿色转型上各有优势，但都存在明显的短板。美国国内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尚未达成普遍共识，也无法保证其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美国的气候政策往往随着政党轮替而不断“翻烧饼”，不仅在国内难以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和绿色投资，还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欧盟虽具有转向绿色发展的动机，但分散的消费市场、多样化的政策安排以及制度壁垒，使之难以适应绿色转型的要求。

　　认识绿色转型应跳出传统思维

　　如何认识、对待发展范式的转变，是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的关键。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看到的内容就很不一样。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历史机遇，需要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绿色转型究竟是经济增长的负担还是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看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方式。现在，我国正处于新旧模式交替的转型期，如果站在旧的模式往后看绿色转型，看到的就是挑战和阻力；如果站在新的模式往前看，看到的就是机遇和动力。很多时候，绿色发展是“从无到有”的非连续跃变。而分工演进会推动成本快速下降。任何新产品最开始都是高价的奢侈品，但随着分工的演进，成本就会不断降低。过去十多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虽然目前我国新能源整车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不高，但这只是产业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并将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而不断改善。此外，中国于2020年正式提出碳中和目标后，逐步形成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普遍市场预期，由此创造了大量绿色转型需求和投资机会。这种从无到有的绿色转型过程，需要打破“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即“没有绿色证据就没有绿色行动，没有绿色行动就没有绿色证据”。如果无法预见到这种可能的绿色跃变，也就难以采取绿色投资行动，绿色转型就很难出现。反之，如果形成对绿色转型的预见和愿景，就会采取绿色投资行动，绿色转型就真的会出现。

　　认识到绿色转型带来的发展机遇，还只是抓住机遇的前提条件。将这种机遇转化成现实，实现从传统增长路径向绿色增长路径的跃变，还需要克服以下主要障碍。

　　一是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的宏观政策不再适用于新的发展模式。发展范式的转变，意味着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内容及结构均发生深刻转变。当传统的有效需求不足时，新的绿色需求又无法由旧的供给结构来满足。这样，宏观政策就需要着眼于创造新的绿色供给和需求。

　　二是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系统性转变和路径依赖。绿色转型不只是单个产品和技术的突破，而是需要整体经济的系统性转变。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推动产业生态系统的转变往往很困难。这意味着，政府应在绿色转型中起到更多的协调推动作用。

　　三是很多既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和旧的发展理念下建立的，难以满足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这些改革往往又涉及一些更为深层和复杂的体制问题。

　　四是转型风险和公平转型问题。绿色转型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只有对那些受冲击的部门、地区和人群的利益进行补偿，才能实现转型公正，减少转型的阻力。但由于现有经济结构很多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不利于推动传统部门的绿色低碳发展。

　　五是商业模式转型等市场条件。对于面向绿色转型的商业模式来说，其创造价值方向、企业组织模式、商业模式、市场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很多传统商业模式不再有效。

　　多措并举助力中国绿色低碳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也具有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独特优势，但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能否转变为现实，取决于上述困难能否得到有效克服。尤其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成为中国能否创造新的发展奇迹的关键。

　　第一，最为重要的是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通过政府信守承诺、市场化改革、标志性政策、严格环境规制等措施，切实提升广大投资者、企业家、消费者对于中国经济光明前景和绿色转型发展的坚定信心，促进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

　　第二，为绿色转型提供强大政策支撑，包括提出绿色愿景和预期、倡导绿色消费文化和价值观、绿色产业支持、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等。从发展范式和文明形态转变的高度，重新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职能。

　　第三，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府对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释放市场、地方和企业家的无穷活力。

　　第四，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着力点，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绿色转型对所有国家都是新生事物，后发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这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那些具有较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才能在绿色转型中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第五，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对个别国家“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的做法，中国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高境界和更大格局，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理论基础及其政策含义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