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振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彰显了我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大大激发了学界对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兴趣。很多大学迅速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整合校内外相关资源，不少具有自主增设学位点权限的大学都相继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而更多的大学则全力准备迎接教育部启动新一轮的学科点申报。

　　学科设置与人才培养刚刚起步

　　实际上，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特别是伴随近现代西学东渐，无论是“中学为体”还是“师夷长技”，了解和研究外国问题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的必修课。任何缺乏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知识都是不充足的，以至于我们反复提醒自己要有正确的“‘世界’观”。

　　但是，如果谈到系统地培养人才队伍，累积性地建构起不同区域国别的系统知识，就需要依靠区域国别学的发展。目前，只有进入教育部的人才培养专业学科目录（本科生教育称为“专业”、研究生教育称为“学科”），成为这份目录中的一个“一级学科”，大学才能成立学系和学院，才能有师资配备、招生指标、场地经费等。就此而言，对于外国问题研究来讲，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置具有划时代意义，各大高校不但可以加强区域国别的研究，更会迎来一个大规模培养研究外国问题后续人才的新时代。

　　知识与践行需齐头并进

　　如何培养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从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以下几点尤为值得关注。

　　一是构建能给学生讲授的关于区域国别的系统知识和基本方法。尽管目前的区域国别学只设置了研究生培养，还没有本科生的专业，尽管研究生已经步入知识发现和知识创造阶段，尽管信息时代知识的更新与发展已经呈现指数级增长，但对每位有志于区域国别研究的青年学生来讲，基本的知识获取无法都靠自己的一手感官体验，最重要的来源首先还是课堂。任何学科的设置都需要大量的课程，好的授课人不但有自己的研究，还需要吸收和整理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从而给学生传递一种相对客观、全面和系统的知识。就此而言，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系统整理中外历史上已经产出的针对特定区域国别的信息和知识、总结产生这些知识的方法与路径、提炼围绕这些知识生成的观点和理论。研究可以是局部的、零散的，但传道授业应当是全面和系统的。

　　二是坚持多学科与跨学科的本色。不同于以往的学科设置，此次区域国别学是放在第14个“交叉学科”门类之下的。就人类的知识谱系来讲，从一开始，人对自身和外界的探索与研究是一种整体的和解决问题式的，但随着研究对象的复杂多元以及研究者自身的条件和局限，一定程度的分工开始出现，有专门研究人的人文学科，专门研究物的自然科学，之后分工更加精细。专业分工本身没有问题，分工的初心是为了更好地释疑解惑和解决问题，但问题是，随着分工的持久和深化，各个学科都固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精耕细作，不再理会其他和自己相关的领域与学科，加之有限资源下各个学科的争夺战与保卫战，各个学科逐渐构筑起自己的“小院高墙”，学科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晰并难以逾越。

　　这种困境与难题出现在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就中国而言，近年来提倡的“全人教育”“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教育部多年前就推出了“交叉学科”的尝试与探索，此次将“交叉学科”划定为第14个学科门类，足见解决问题的探索趋于成熟。置于“交叉学科”门类的区域国别学，当然不能再设立一个单独的学位，也很难把“交叉学科”定义为一门学科，否则又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实际上，如果细思区域国别学可能涉及的研究内容，其涵盖范围大概能涉及前面13个学科门类下的上百个一级学科。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就目前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而言，在组织师资团队、招收学生、课程安排等设计中，都要注意打破现有的学科藩篱和以专业为定位的“小院高墙”，最重要的是在师资团队的组建过程中，注意导师的多学科背景、跨学科追求以及非学科导向的定位。

　　三是注意与官、产、研的结合。以问题而非学科为导向的区域国别学，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应注意与官方、企业和研究的充分结合。“官”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从根本上说，直接推动区域国别学产生的是政府，区域国别学是认清近现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国家交往之经验与教训的需要，更是理解当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这个发展阶段的需要。就此而言，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一定不能脱离这个背景，要紧密围绕国家的战略所需。

　　“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国别中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和机构，另一个则是指产业所代表的市场以及市场的理念和逻辑。一方面，大学虽是象牙塔，它有不媚俗现世而开创新知和引领风潮的追求，但同样有培养现实社会所需人才的任务。企业和市场最明白社会需要具备什么知识与技能的人才，提供社会所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服务，这也是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对大学功能的一个成功拓展。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有前辈们总结的“纸上知识”，但更需要大量一手的“躬行”感知和体验，而“行万里路”的成本很高。国内有些大学已经做了很好的探索，但如果这些经费全靠政府拨款，肯定难以为继。通过与企业和市场的融合，甚至是人力资源的定制和定向培养，成为高质量区域国别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这里的“研”也包括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深度是指区域国别学不能是世界各个区域和国家之信息的简单“物理叠加”，而是需要将繁多、零散和碎片的信息整理归纳成相对系统和明晰的知识与理论。知识整理的手段是多样的，当今时代，最不能忽视的是大数据和AI技术研发。“研”的广度则是指我们需要网罗涉及特定区域国别“古”“今”“中”“外”的所有信息、知识、理论与方法。

　　中国站位与本土视角缺一不可

　　注意区域国别的地方性知识。严格意义上讲，任何知识都是源于个体和地方。在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中，我们要注意给学生提醒两种“地方性”的知识。一是作为一个地方的“中国”知识，另一个是研究对象的“地方知识”。以东南亚区域国别为例，从远古的《山海经》，古代中国正史中单列的《四夷传》《夷蛮传》《南蛮传》，包括东晋的《佛国记》、元代的《安南行记》《真腊风土记》、明代的《岛夷志略》《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清代的《瀛寰志略》《海国图志》等，尽管不乏很多“中国中心”的视角，但都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信息与知识，是构建东南亚区域国别知识的重要来源。此外，东南亚区域国别关于自身的本土知识更加重要。因为近现代以来，“西方的”特别是“英语的”信息和知识几乎成为“普遍的”，但实际上他们同样是地方和局部的。就此而言，东南亚区域国别的本土、自主和“原汁原味”的知识就更加重要。

　　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究其根本，应让青年研究者认识到，研究世界上其他区域国别，不能像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航海探险者们到处为自己找资源、立名牌、划地盘。研究其他地区与国家，是为了交流互鉴，为己为人。笔者前几日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开会，看到会议室挂着胡绳的题词：“研究日本了解日本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研究外国的真谛：为了中外友好，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21&ZD02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