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意味着，新大众文艺具有鲜明的“群众性”和“互联网条件下”两方面属性。近年来，在新大众文艺的相关讨论中，大多数研究者较为关注数字时代的技术变革对新大众文艺创作与接受活动的影响，但涉及“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分析则更多停留在对“大众文艺”“大众文化”等文化传统、学术源流的辨析之中。因此，只有将“群众性”与“互联网条件下”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加系统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新大众文艺。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人们也开启了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探索。数字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作为存储和传播的数字技术”“作为模拟和算法的数字技术”和“作为交互与生成的数字技术”三个阶段。而数字技术真正深刻影响大众文化生活，始于个人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从以PC端为主的桌面互联网，到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再到以物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赋能的智能互联网，人们依托互联网开展的文化活动呈现出越来越便捷、多元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互联网条件下”作为对新大众文艺技术状况的描述是恰如其分的。

　　而较为复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新大众文艺”与“大众文艺”“人民文艺”“大众文化”等不同理论的纠葛和对文艺史关系的梳理上。从目前讨论比较多的研究来看，学者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在“文艺大众化”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大众文艺”、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以“工农兵文艺”“赵树理方向”为代表的“人民文艺”，80年代后因“通俗文艺”、二次元文化等兴起而繁荣的“大众文化”。

　　其实，在各种文化活动、文艺实践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以非职业文艺工作者、广大工农兵群众为创作主体的“群众文艺”。在革命战争年代，苏区和解放区的群众文艺承担着情感动员的重要功能。比如，以传统山歌为基础的革命歌谣，在化装讲演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生活化戏剧，以壁画、传单画、画报等为主要形式的艺术化的图画展，以及以夜校、识字班等为载体的文艺普及活动等。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先后出现过工人文学、新民歌运动等活动类型，以及工人文化宫、群艺馆及其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以后，呈现的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城乡群众文艺交织的图景。从乡村的地方戏曲、民俗艺术，到城市的节庆文艺活动、广场文艺表演、社区或企事业单位组织的文艺活动，突出了自发性与组织性相结合的特点。进入新时代，数智技术促进了文艺活动线上与线下的虚实共享，如小红书、抖音、B站等成为人民群众分享经验、展示才华的舞台。群众文艺的演进历程，不仅是文艺形式的更迭，更成为国家命运与时代精神的投射。

　　作为互联网条件下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新大众文艺”与此前的“群众文艺”相比，有哪些新特点？首先，在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涌现了许多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当下，虽然传统口传时代的现场演艺、书写印刷时代的文学美术，以及机械复制时代影视综艺中的群众文艺类型仍然存在，但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新大众文艺新增了多媒体、融媒介、跨媒介、多模态的文艺活动，实现了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其次，新大众文艺催生了文艺的新形态。其一是“平台文艺”，即汇聚于特定的文艺平台，不仅包括纯文学艺术的平台，还包括社交平台；其二是“自媒体文艺”，即无论专业作家还是普通群众，都可以通过自媒体的方式从事文艺活动，这种样态极大地拓展了文艺的表现空间。最后，新大众文艺还体现为创作主体文化艺术修养的提升。新时代的人民群众，大多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文艺素养。正因如此，新时代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不再拘泥于文化的普及问题，而更多地关注如何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可以说，人民群众作为创作主体，其文化艺术修养的提高，为新时代文艺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由此可见，当下的新大众文艺已经明显溢出了传统的书写印刷文学的范围，更多指向了以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作为文艺创作平台和生产工具，兼容了专业作家和非职业作家的文艺创作活动。当数字技术成为文艺创作的生产工具时，文艺活动已不再局限于专业作家的专属领域，而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实践。这种由互联网平台和社交网络构建的新型文艺生态，使人民群众得以通过自媒体方式实现“自娱自乐”的文艺创作，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群众性特征的文化景观。

　　因此，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理论工作者亟须推动文艺理论知识体系的更新。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还拘泥于传统的文艺分类，就文学谈文学、就影视谈影视、就美术谈美术，就无法真正直面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现实；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还过分强调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大众文艺的“高低”之别，就无法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新大众文艺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短视频、微短剧以及正在形成的“AI文艺”等新形式、新实践，文艺理论工作者亟须以积极的姿态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参与式、介入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