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张謇的研究也逐渐扩展，而且评判标准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人们在对张謇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及其业绩进行评价的过程中，肯定其客观进步意义，而更多的则是批判其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封建主义、家族主义以及他对经济规律的无知，特别是他在农商总长任上的无所作为；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则大多倾向于批判其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所以出现这种褒贬轩轾的评论，除了时代、论者的视角和见解等因素的影响之外，主要因为张謇是近代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过渡性和先驱性人物。在张謇的身上，既有现代社会的元素，又有传统社会的烙印；从他的言行中，既可以看到许多发人所未发、做人所未做的革新开拓之处，也可以看到一些改末保本、循序渐进的因循守旧之处；在他的社会实践中，既取得过成功的业绩，也免不了失败的悲剧。因此，张謇不是一个易于认识的历史人物，如果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评论。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最重要的是要用历史的尺度，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要把握他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并以此界定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总结他最有现实价值的经验教训。

首先，他顺应和推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他同情和参与过戊戌维新运动；策划和支持过立宪运动；组建和领导了江苏咨议局，并使之成为全国的典范；当革命高潮来临之时，他从主张立宪而转向拥护共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时，他坚决反对，毅然离去，从而表现了对时代潮流的顺应。他不仅自己提出过一系列的改革主张，而且为朝廷大员出谋划策，甚至代拟改革奏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他为了救国济民，在摘取状元桂冠之后，决然弃官从商，力图走“实业救国”之路，成为中国最早的儒商，为改变千年沿袭的重官轻商旧观念开风气之先。

其次，他提出了不少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思想创见。“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是张謇在甲午战争时期产生的救国思想，他也是这两种思想的最早和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早在1895年，他就在为张之洞代拟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这两种思想，提出了加强国防、广开新学、提倡商务、讲求工艺等建议，尤其强调了发展实业和教育对救国图强的重要性，后来逐渐形成其著名的“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救国思想。“棉铁主义”、“开放主义”和“民办官助论”是他在清末民初时逐渐产生和形成的经济理论，并作为其出任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的施政纲领而提出，从而在国家政策层次上第一次把民生国计所必须的棉纺织业和矿冶业作为重点和突破产业；更加全面系统地提出自主引进外资的方针和方法；明确提出把官营一般民用企业改为民营，并把保护和扶植民营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国家工商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村落主义”是他在家乡的经济和教育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到20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自治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思想库中，不仅在时间上处于领先的地位，而且在内容上最为完整。

第三，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现代化事业。在经济建设活动中，张謇成功地创办了大生纱厂，从而刷新和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的股份制，他还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型农垦公司，创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企业集团，从而形成了“大生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官与商的关系。在教育和文化活动中，他首创了师范学校、纺织学校、盲哑学校、博物馆、刺绣艺术馆、新式剧院等。在公益慈善活动中，他开拓和推进了体育场、公园、幼儿园、养老院等设施。在中国近代社团活动中，他是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如最早倡议设立商会和农会，组建和参与了预备立宪公会、江苏教育会、中央教育会、通州教育研究会、劝业研究会、盐政研究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清末民初的政治、教育和经济社团。

第四，他较好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性统一，突出地体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转型特点。张謇的一生经历过清状元、改革思想家、资本主义企业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动家和政府官员的职业生涯，而且把各种角色融为一体，把一些传统思想运用于自己的各项建设事业之中，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他创办的各种企业虽然离不开盈利，但其最终目的并不在盈利，而是为了利国福民，把经营企业的盈利所得大量投资于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充分发扬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思想。由此可见，张謇以其大实业家风范，改革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法制体系，组建和参与多种社会团体活动，首创全国模范县，他的业绩对时代的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更为地方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