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源远流长、门派众多，其中不乏迷信学说，例如流行于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的“谶纬”之说。但此类迷信思想始终未能成为儒学之流。就两千余年儒家思想的主流来说，鬼神迷信不仅并非儒家所提倡，而且正为儒家所反对。儒家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批判鬼神迷信、宣扬无神论的代表人物。
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荀子就对神学天命论进行了批判。他率先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朴素唯物主义形神观。两汉之际的桓谭，在形神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烛火之喻”，谓“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形象地否定了宣扬精神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灵魂不死”之说。东汉的著名无神论者王充，依据唯物主义自然元气论批判了天命论和神学目的论，有力地驳斥了鬼神迷信，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无神论思想体系。即使在宗教活动极其昌盛的南北朝时期，在以梁武帝萧衍为首的宗教势力和有神论思想的大举围攻之下，儒者范缜仍坚持并且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思想，以其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形神关系学说，把中国古代的无神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儒学的无神论传统何以存在？对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只想提出：儒学的无神论传统，与儒学的人文精神传统息息相关。
在早期儒家经典《易经》中，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人文”，虽不等同于后世的“人文主义”，但指的也正是与人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事，如政治制度、文化教育、世风民俗等。诚如唐代李贤所说：“人文犹人事也。”而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以了解四季时序的变化），最终也还是服务于“人文”，服务于“化成天下”的需要。这表明，儒学在其产生之初，就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人”，投向人类的现实生活。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更是多次阐明了儒学以“人”为重、关注“人事”、否定鬼神的基本价值取向。“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原因就在于“怪、力、乱、神”有益于邪，无益于教。“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种回答其实是一种反诘：尚且不能为人做事，又何谈为鬼神做事？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始终以“人”为中心去建立、发展自己的学说。他们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在天地万物中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应该以人的价值作为出发点，去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表明了儒学在本质上是以人性否定神性、以人道权威否定神道权威的。而且，这种价值取向在儒学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可谓“一以贯之”。唯其如此，儒学才被西方学者称为“人学”。这种重视“人事”、拒斥鬼神的价值取向，对于儒学无神论思想传统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文主义精神对于坚持无神论、抵御迷信思想所具有的作用，不仅见之于历史，而且可以用之于当今。毫无疑问，为了反对各种新旧迷信，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科学知识，在全社会蔚成良好的科学风气。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重视社会成员人文精神的培育，提高广大群众的人文素质。这对于破除迷信思想、抵制迷信活动，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科教兴国”战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而所谓“教”，不仅指科学知识的传授，而且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培育。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所要提倡和培育的人文精神，与儒学人文精神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相比，应该有着更高的境界——它应该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本质特征。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说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为人的科学，只有将二者真正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完成人的解放的使命。我们可以说：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真正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完成将人类从迷信思想的束缚之中彻底解放出来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