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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增值税改进对策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07-10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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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审计署审计专业领军人才 罗涛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要有“先给后取,培植财源”的远见卓识的财政观,讲究“欲取先予”的艺术,而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源头,应当成为我们观察评估国际和国内财政经济形势、分析研究财政制度和相关政策的根本遵循。作为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税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效率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景。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在流转税制度的选择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却容易被人忽视的现象:以欧洲、中国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纷纷摈弃营业税,而改为采用增值税,但作为增值税发源地,美国却选择了弃用增值税,而改造营业税。特朗普上台后,掀起了新一轮国际税收竞争浪潮。为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美中欧税收实践的成败得失,全面、客观、理性地认识税收制度,以期建立一套真正契合新发展理念和国家竞争战略的税收体系。

  一、美中欧IT业兴衰背后的税制因素不容忽视

  信息技术(IT)革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代名词,也是未来科技进步的基石。不夸张地讲,IT行业的竞争力是一国经济、军事竞争力的核心,既标志当下,也代表未来。因此,分析研究IT业的兴衰趋势及其制度成因,具有重要意义。

  (一)欧洲的IT企业集体沦落

  二三十年前,爱立信、诺基亚、飞利浦、西门子、沃达丰、阿尔卡特、伊莱克斯等欧洲IT企业,均是与美国IT业“八大金刚”并驾齐驱、享誉全球的业界巨头。然而,从近年全球IT企业市值前20强排行榜来看,上述欧洲IT企业均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亚马逊、脸书等美国新兴IT企业,以及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等我国的IT企业。目前,在全球100强IT类企业中,只有15家的总部设在欧洲,而且这15家企业无一是所在市场领域的领导者。

  (二)美中欧IT企业兴衰的税制因素分析

  欧洲IT企业的集体沦落引发了欧洲人的哀叹,但其深层次原因却鲜有人深入研究。IT业的此消彼长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如果承认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以及税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可以大胆推断:增值税制度应当是导致欧洲IT业日渐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知识经济的基本支柱,IT业最本质的属性是通过生产知识而非加工物质来创造价值,最突出的特点是产品增加值高,消耗原材料少、可抵扣进项少。以IT业中的软件行业为例,写软件所消耗的是人脑细胞,由于它无法成为像原材料、机器设备那样的可抵扣进项,软件行业一旦度过固定资产投资高峰期,其流转税的实际税负就会接近甚至等于名义税率。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普遍实行增值税,并持续扩大其适用范围。目前,欧洲各国的名义标准税率均值约为21.3%。这意味着,如果忽略IT业微不足道的可抵扣进项,欧洲IT业在过去几十年中承担的增值税税负接近20%。

  美国发明了增值税却弃而不用,其选择是将传统营业税改造为零售销售税,即在商品的终端消费环节按照交易价格的一定比例课征税款,生产、批发等其他环节不征税。这一税种按营业额征税,本质上仍属于营业税范畴,但由于征税环节设定在零售环节,它有效克服了传统营业税的重复征税弊端。目前,美国有4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行零售销售税,税率主要在3%至7%之间,该税种约占州政府税收收入的40%。对于美国IT业来讲,零售销售税税率就是其实际税负。可见,就流转税而言,欧洲IT业的税负大约是美国同行的3—6倍。

  我国增值税师从欧洲,标准税率为17%,比欧洲国家稍低。为什么我国IT业没有重蹈欧洲的覆辙?原因在于:一是我国对集成电路、软件行业实行了极为特殊的优惠政策,即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部分予以退还;二是通信类IT行业在原营业税税制下适用税率为3%。也就是说,特殊的制度安排使我国大部分IT业的流转税税负远低于欧洲,稍低于美国。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我国不作变通,死抱着增值税的“中性”不放,一直按17%的税率对IT业征税,估计腾讯等国内企业很难快速崛起并跻身世界前列。当然,这种政策变通方式由于切断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也带来了虚开发票、虚假交易等税收流失风险。

  有人会问,为什么欧洲国家不会变通呢?不是不会,而是不能。欧盟颁布的《增值税指令》始终致力于趋同各国税率以维护欧洲统一市场。该指令的强制约束力,扼杀了各成员国为IT业以及其他知识经济行业出台增值税专项优惠政策的可能。

  二、美欧得失的进一步分析——美国为何弃用增值税

  增值税是一个完美的税种吗?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税种吗?为什么美国人发明了增值税却弃而不用?为什么知识经济会在美国率先出现并一直由其引领?上述问题之间是否有内在逻辑联系?这些理应成为我国财税理论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事实上却极少引人关注。IT业的兴衰,为研究上述问题和观察美欧税收竞争得失开启了一扇窗户。

  国内财税界一直将法国人莫里斯·洛雷奉为“增值税之父”,并将法国视为增值税的发源地。其实,早在191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S. 亚当斯就提出了增值税概念。1941年,美国财政部就曾讨论研究是否开征增值税,以应对二战引发的军费扩张危机。为应付财政赤字,密歇根州曾于1953年设立增值税。所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美国都是增值税的先行者。自1941年以来,每逢政府财力吃紧,美国国内就会响起开征增值税的声音。有国内学者认为,财政联邦制度是阻碍美国实行增值税的根本原因,理由是增值税要求中央集权而财政联邦制度强调分权。殊不知,这种解释经不起推敲和反证。这是因为,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有很多采用财政联邦制度。综合国内外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弃用增值税,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和得失对比。

  (一)多数人认为增值税并不优于营业税

  很多美国学者认为,从税制理论角度看,增值税未必优于营业税(零售销售税),主要观点如下:

  1.增值税未必比营业税公平。在美国,反对或支持增值税的学者都承认,增值税具有累退性,增值税与营业税均是消费型税种,都因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大于高收入群体而具有累退性。所以,从税收公平原则看,增值税并不优于营业税。

  2.增值税的中性是片面的,未必如营业税有效率。支持增值税的人,总是强调其产业分工中性特点,认为增值税克服了营业税的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分工细化。但很多美国学者认为:第一,产业分工中性只是税收中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并不意味该税种是完全中性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相似,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生产和消费决策,而且增值税道道环节征税的特点会严重挤压企业流动资金,这些都会损害经济效率。第二,营业税可以通过在零售环节征税、实行差额征税等办法解决重复征税问题。并且,科技进步和产业融合趋势正在弱化重复征税。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业态的兴起,颠覆了传统制造业“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库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制造”的“6+1模式”,使很多产业不再需要设计师、广告、仓储、批发商等。商品生产流通环节大幅减少后,重复征税问题会趋于弱化。此时,如果用高税率的增值税取代低税率的营业税(或零售销售税),会抑制新技术应用和新业态发展。

  3.增值税不如营业税简便。很多美国学者认为,相比于增值税,营业税简单明了,税收成本更低。从税务管理角度看,计算增值额远比计算营业额复杂。另外,增值税的抵扣机制虽然强化了上下游的相互稽核,但也诱发了逃税动机。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测算显示,逃税数额分别占两国增值税总额的16%和11%。从税收成本角度看,1991—1993年美国零售销售税的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0.4%—1.0%,而同期欧洲国家增值税的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之比在4%以上。2006年,美国国会曾委托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由美国审计署2004年更名而来)调查评估其他国家在增值税管理上的经验和教训。结果显示,“所有的增值税设计都产生了相当大的税收管理成本和纳税人遵从负担。”

  (二)多数人认为欧洲的增值税实践并不成功

  2009年,为应对经济危机以及美国医疗改革可能带来的巨额财政支出,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几位美国政要提议实行增值税。对此,包括美国税制改革协会主席格洛弗·诺奎斯特、全国纳税人联盟主席杜安?帕德在内的数十位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些人联名致信时任总统奥巴马、财政部长盖特纳及国会主要领导人,警告实行增值税的风险。他们反思了增值税在欧洲的失败史,指出了以下事实:

  1.增值税的推行与通货膨胀密切相关。欧洲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普遍实行增值税,而在1973年至1980年间普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据统计,其间法国和英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超过10%(注:我国的情况也大致类似,1980年至2008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92%,但实行增值税的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4.1%,比1993年高了近10个百分点)。

  2.增值税与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规模的大幅上升密切相关。实行增值税之前,欧洲的宏观税负水平比美国稍高一点,政府支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与美国相近。如今,美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与之前相差无几,但欧洲的宏观税负水平已大幅攀升,欧洲国家的政府支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都远高于美国。因此,很多美国学者认为,增值税虽然增加了欧洲国家的收入筹集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大政府和高福利,没有使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在中长期变得更好,反而出现了恶化。他们指出,“更大的政府和更高的税收将意味着更低迷的经济性能和更低的生活水平”、“欧洲的增值税实践并不成功”。

  (三)增值税与美国的产业结构和税收文化有内在冲突

  1.增值税与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内在冲突。增值税以“增值额”为计税依据,附加值越高的产品负税越重,增值能力越强的企业缴税越多。数据显示,IT业、金融业等高附加值行业是美国转型升级的真正支撑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些行业担心实行增值税会挤压其创新和研发投入,进而降低创新意愿、研发动力和长久发展能力。不难想象,如果实行增值税,美国的IT业、金融业将受到巨大冲击(美国的税收环境不太可能允许政府对这些行业实行专门的低税率政策),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势必大受影响。这才是美国弃用增值税最为关键的原因。

  2.增值税与美国的税收文化有内在冲突。美国人对税收制度格外重视,在长期的税收实践中形成了“崇尚公平、力求简便、减税富民、鼓励创新”的税收文化。增值税因收入功能强大而被称为“政府印钞机”,因累退性较强而被视为有碍收入分配公平,因此与美国的税收文化之间存在矛盾。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在OECD国家中,政府因开征增值税而增加了大约18%的税收收入。近年来,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和希腊等国利用增值税大幅加税并造成物价飞涨、民众恐慌等现象,更是加深了美国人对增值税的怀疑和戒心。

  三、深刻认识增值税的内在缺陷

  国内财税界一直强调增值税优于营业税,认为用增值税彻底取代营业税可促进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照此逻辑,始终坚持营业税制度的美国,不应成为科技创新能力最强、产业分工最完善、经济体系最发达的国家。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面对实践与理论的巨大反差,应当作理性、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尤其对增值税的内在缺陷,要有清醒的认识。

  (一)增值税抑制企业的增值能力

  1.增值税是“能力税”而非“商品税”。近年来,国内财税界提出了“商品税”学说,即增值税最终是以商品为征税对象,属于“商品税”范畴。言外之意是,增值税只有商品税负,没有企业税负,用增值税取代营业税与企业税负无关,不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这显然忽略了流转税负不可能完全转嫁的现实情况,也违背了增值税的基本概念和计税原理。

  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商品在生产和流通中产生的“Value-Added”(国内译为增值额或附加价值)。税收学中将增值额定义为,货物和劳务供应者在出售新的或改进过的货物或劳务之前对其原材料或购入物所增加的价值。即,增值额=工资+利润=产出-投入。实践中,发票抵扣法被广为采用,即应缴增值税额=(产出×税率)-(投入×税率)=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可见,商品只是征税载体而非征税对象。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增值额”,其实质是纳税人的增值能力。所以,增值税本质上是“能力税”而非“商品税”,其本质是政府对纳税人增值能力的强制性分享。

  2.在增值税制度下,纳税人增值能力越强,缴税越多,税负越重。相比营业税制度,以增值额为计税依据的增值税制度具有“增值越多,缴税越多,税负越重”的特征。一般而言,“增值越多,缴税越多”,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无论是增值税还是营业税,只要采用比例税率,都会出现这种结果。但“增值越多,税负越重”就很值得商榷:

  一是有违税收公平。以我国为例,增值税全行业平均实际税负在4%左右,但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行业的实际税负通常在12%以上。因此,17%的标准税率看似公平,但对增值能力强的行业和企业来讲,实则不公平。在这一点上,增值税远不如营业税,更不如零售销售税。

  二是形成了重复征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加值(V+M),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分别为工资(V)、利润(M)。一般情况下,政府已经通过所得税分配了企业增值能力带来的社会财富,即企业增值能力差异所带来的税收贡献差异,已通过所得税得以实现。可见,增值税在所得税的基础上,重复分享了企业的增值能力。

  3.增值税的边际税率高,抑制企业提高增值动力。根据经济学理论,边际收益越高,纳税人的增值动力越强;边际税率越高,纳税人的边际收益越少,增值动力越低。显然,增值税的边际税率高于营业税。换言之,相比于营业税制度,增值税制度对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增值能力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二)增值税抑制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

  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知识经济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方向,循环经济强调的则是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方法。两者共通之处,都是强调知识在价值创造和资源利用中的重要作用。

  增值税适合“购—产—销”特征明显的传统制造业,顺应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但未必能顺应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原因如下:

  1.增值税的基本概念排斥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增值额是“货物和劳务供应者在出售新的或改进过的货物或劳务之前对其原材料或购入物所增加的价值”,即对原材料或购入物进行加工、改进,是计算增值额的前提。这一概念强调对物质的加工或改进,强调价值创造对物质的依附关系,具有典型的物质经济色彩。与此不同的是,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不以加工改进原材料或购入物为主要形态,而是一种“无中生有、有中生新”的经济形态。

  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的要义之一,是人类通过智力资源去开发阳光、空气、磁场、水、风等潜在资源来替代即将耗尽的传统资源,以及循环利用、重复使用传统资源。这类经济形态,通常不需要经常性地采购原材料,也就没有稳定的进项税额可供抵扣。其价值创造显然不适用“增值额”这一基本概念及其背后的增值税理论。

  2.增值税加重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产业税负。由于知识可以低成本地不断复制并实现报酬递增,知识密集型产业往往比传统产业更具增值能力。在增值税制度下,如果不出台优惠政策,知识密集型产业会因缺乏抵扣进项而承担相对较重的增值税税负。比如,在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的过程中,即使政府已对金融、环保等产业的增值税税率作了优惠安排,但这些产业仍普遍反映税负明显增加。

  现行办法是,针对不同行业,不断出台各种专项增值税优惠政策,可问题显而易见:一是增值税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性特征趋于弱化。二是政策的出台往往具有滞后性。三是破坏了增值税的“链条式管理”。这些优惠政策的出台,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出现断点,从而诱发大量的偷税漏税。总之,不出台优惠政策,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产业的增值税税负将远高于传统产业;出台优惠政策,又会严重破坏增值税的中性特征和管理链条。

  3.增值税对企业自主创新有内在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作为自主创新物质基础的人脑细胞以及阳光、空气、磁场、水、风等自然资源,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但它们可能永远无法满足成为“购入物”的条件。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增值税的抵扣机制有利于纳税人外购知识产权,而不利于纳税人自主创新。这对自主创新无疑具有内生性的抑制作用。国内财税界总是强调增值税有利于分工细化,可催生各种“外包”。试问,世界上有哪一家科技巨头的核心技术,不是通过自主创新而是通过外购外包获取的?

  至此已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会弃用增值税,为什么知识经济和高科技产业会在美国率先出现并一直由其引领。

  四、从美欧经验中取长补短,努力改进我国增值税制度

  目前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增值税,但普遍性不代表优越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看,增值税最大的缺陷是抵扣机制只承认“死劳动”,而不承认“活劳动”,即内生于人脑、外生于自然、循环于企业内部的生产要素,无法成为增值税进项并享有抵扣权利。因此,增值税不适合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严格来讲也不适合农业经济。从美欧税收实践来看,增值税确实可以有效增加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但对IT业等新兴产业的抑制作用,不仅影响了中长期经济增长,也没有真正改善政府财务状况。

  新时代要有新思想新作为。随着信息化、大数据的深入推进,“活劳动”的比重将越来越高,所以不宜再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当代中国的税收制度设计不可邯郸学步、亦步亦趋,更不能抱残守缺、僵化思想,而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先给后取,培植财源”的财政观,加强制度创新,以期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我国实际和美欧经验,从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推进转型升级的角度出发,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走出认识误区,增强改革理性

  1.应破除对增值税的“迷信”。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增值税自然概莫能外。可是,国内财税界对增值税存有一种几近“迷信”的推崇。比如,某些权威人士为了论证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的合理性,甚至选择性地引用数据,所形成的结论错漏明显却影响极大。又如,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其他国家对此均持保留态度或采取变通措施,但我们却执意推进。从哲学意义上讲,用增值税计税模式覆盖所有行业和商品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未必能够达到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科技创新等预期目标。承认增值税的理论缺陷,正视增值税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洞悉增值税对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负面影响,有助于破除“迷信”和理性推进税制改革。

  2.应避免盲目模仿“现代型增值税”。新西兰、澳大利亚、拉美以及南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实行的是增值税,因采用单一税率、取消税收优惠,被我国一些专家认为最具“中性”,是比“欧盟型增值税”更为高级的“现代型增值税”,并将其奉为我国增值税改革的终极模板。这一主张至少有三点值得商榷:一是实行“现代型增值税”的国家都不是世界大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与我国差异极大。二是增值税不是这些国家的主体税种。以新西兰、澳大利亚为例,其增值税收入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25%和15%左右,这与我国相比有云泥之别。三是当增值税理论与实践出现巨大反差时,应及时修正理论认识,而不是无视实践需要,机械地追求所谓的“理论中性”。

  3.应深入研究和持续观察美国的流转税制度。在流转税改革问题上,我们先以欧洲国家为师,现又主张以澳洲国家为师,唯独不考虑借鉴美国经验。事实上,改良后的营业税——零售销售税很好地适应了美国国情和产业结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增值税真的完美无瑕、优势巨大,为什么特朗普上台之后不用增值税取代零售销售税,而是在企业所得税上做文章?我们不应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流转税制,但如果发展知识经济、循环经济是我们的战略方向,那么应当考虑,在这方面领跑的美国是如何设计税收制度的。

  (二)树立长线思维,克服增值税对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的负面影响,建立科学税收体系

  1.增强增值税的制度弹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在软件信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知识经济产业成长为支柱性产业之前,增值税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在增值税全覆盖已然全面推开,目前不宜改弦更张的背景下,可以设法变通,尽力克服对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的逆向调节。

  从税收实务角度看,简易征收的增值税可视为改进版的营业税,能避免逆向调节,对抵扣链条完整性的影响也很小。新时代,我国的科技创新将全面开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将层出不穷,与其不断出台即征即退、先征后返等传统优惠政策,割断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如化繁为简,允许知识经济、循环经济行业在抵扣征收与简易征收之间自主选择(一般说来,全行业增值税实际税负率等于或接近简易征收率,允许上述行业简易征收不影响税收公平)。这是“先给后取,培植财源”的需要,也是公平行业税负、鼓励科技创新、增加税制弹性的需要,只要不搞“一刀切”,市场主体自然会做出更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选择。

  未来,在税收征管技术趋于成熟和征信体系日益完备的条件下,也不妨尝试学习美国经验,探索试点零售销售税。在比较中继续鉴别、扬弃。

  2.创新抵扣机制,设立“绿色门槛”,助推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建议对更新机器设备等鼓励类行为实行进项税额加计抵扣。例如,某公共交通公司斥资5亿元采购300台电动公交车,以更新淘汰老旧的燃油公交车。假设允许其加计抵扣20%,当期可抵扣进项税1.02亿元,比现行办法多抵扣0.17亿元。现阶段,机器设备落后老化制约了生产效率,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隐患。用加计抵扣方式鼓励企业更新机器设备,是助推转型升级最直接的手段,也是刺激投资、培植财源最有效的手段,既可减轻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税负,又能做大蛋糕、扩大税基,可谓一举多得。而且,从税收征管来说,这种制度设计不会破坏增值税的“链条式管理”,上下游企业均没有税收舞弊的政策空间。

  二是建议对禁止类、限制类行为实行进项税额除权抵扣,并设立“绿色门槛”和“安全门槛”。比如,对“两高一资”行业以及有违法排污等行为的企业,可以其进项税票面金额乘以某个小于1的除权系数作为实际抵扣金额,以示税收惩戒。还可以将无违法排污记录、主要污染物排放达标、安全生产达标、单位产品能耗达标等作为纳税人享受各类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前置条件。为财税优惠政策设立“绿色门槛”,不仅合法合理合情,易于被社会各方接受,也有利于节约财政支出和发挥税收调节功能,助推产业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

  (三)恪守减税目标,适当调低和简化税率,改革进项税额留抵制度,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1.适当调低和简化税率。简化税率是各国增值税改革的共同趋势,适当调低税率是落实减税目标最有效的办法,也是谋求国际税收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和国际经验,建议将增值税税率设为四档:

  第一档是零税率,适用于商品出口。

  第二档是简易征收率,建议设为3%-5%。对软件信息、集成电路、轨道交通、生物制药、再生能源等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行业,以及小规模纳税人,可采用简易征收办法,征收率建议设为3%或4%。对金融保险等难以计算“增值额”的特殊行业,也可采用简易征收办法,征收率建议设为5%。

  第三档是优惠税率,建议设为10%,适用于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和农用物资。降低这些商品的税率,可减少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和农业生产成本,弱化增值税的累退性。这既符合国际惯例,也适合我国的历史习惯和现实国情。

  第四档是标准税率,建议设为15%,适用于除以上情形之外的商品。将标准税率调低两个百分点,不会导致大幅减收,可兼顾减税目标和财政收入下行压力。以2016年数据测算,国内增值税收入4.07万亿元,若将标准税率调低至15%,粗略估计就可减税4788亿元。这种明明白白的减税措施,比各种“被减税”来得简单、直接、明了,可立即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真正的“先予后取”。

  2.将进项税额从留抵制改为退税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月(或按季)核算申报应纳税额时,如果当期销项税额小于进项税额,世界通行做法是将纳税人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退还。我国1994年的增值税改革未采用上述做法,而是实施了进项税额留抵制度,即纳税人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留待下期继续抵扣,从而形成留抵税额。留抵制有利于抑制当时的投资过热和缓解中央财力紧张,但今时已不同往日,长期固化留抵制带来了诸多弊端:一是严重占压企业流动资金,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二是影响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滞缓机器设备更新升级;三是掩盖了部分政府债务,形成了潜在的财政风险。目前,我国的留抵税额已高达上万亿元,如果把留抵制改为退税制,这些问题有望迎刃而解。因此,这项改革不仅是增值税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当前发展形势的有益之举。

  经济发展实践的成败,尤其是能否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活力,是检验税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目前的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证明,增值税是流转税未来发展的最佳形态或唯一形态。随着信息化、大数据的深入推进,增值税的弊端将日益显现。为此,必须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先给后取,培植财源”的经济思想,及时修正传统财税理论,不断革新、完善财税制度,以推动我国经济更加具有创造力、竞争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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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6日,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新街镇黄草岭村附近,游客在冬樱花与梯田边游览。
2023-12-26 15:39
2023年12月12日,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第十九届冰雪文化旅游节采冰仪式在高家湖二渠水库进行。仪式主要展示了"头冰"的开采上岸过程。开幕式上还举行迎风旗、祈福词、喝出征酒等仪式。
2023-12-13 16:08
2023年12月13日,河北省正定古城迎来降雪,古城内外银装素裹,犹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美如画卷。
2023-12-13 15:59
2023年11月2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层林尽染,景色迷人。
2023-11-29 15:42
2023年11月28日,江西吉安长塘镇中心小学,老师指导学生剪纸。
2023-11-29 15:42
三角梅原产于巴西,现主要分布在中国、秘鲁、阿根廷、日本、赞比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以海南三角梅最为出名。
2023-11-29 11:13
2023年11月23日清晨,朝霞初现,三峡库区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沿江公路G348国道的绝壁岩体上,工人们正在铺设防护网,以防止岩崩和落石。
2023-11-24 15:15
2023年11月23日,黑龙江哈尔滨,哈尔滨站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站台积雪。
2023-11-23 16:02
2023年11月21日,甘肃敦煌,首趟"敦煌号"铁海联运国际货运班列装载1000吨石棉驶出,经天津港通过铁海联运发往泰国曼谷。
2023-11-21 16:55
2023年11月21日,江苏省如皋市龙游河生态公园,色彩斑斓的树木与一河碧水相应成趣。
2023-11-21 16:55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历市镇,一座座风力发电机矗立在延绵群山上,与蓝天白云、绿树青山相辉映,极目远望、蔚为壮观。
2023-11-16 15:56
2023年11月13日,国内首座港口商品车智能立体车库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该车库占地13000平方米,可容纳商品车3000余辆,较平面堆存能力提升3倍以上,可完成智能理货、智能调度、智能转运。
2023-11-14 15:37
日前,姚庄镇沉香村生态农场近千亩橘子园已硕果累累。近年来,当地依托自然优势,以柑橘产业、乡村景观资源、亲子旅游市场为基础,与横向的艺术产业、旅游产业相融合,在农民增收、乡风涵养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共富新路径。
2023-11-13 16:43
2023年11月7日,江西省高安市一家机械有限公司员工在生产车间赶制工业接头等产品。该公司2022年被工信部列为第三批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其研发的新型无滴漏干式软管接头组件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23-11-09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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