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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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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傅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内容提要:赋的起源和文体的形成,有源于楚辞、源于六诗、源于纵横家文、源于诸子等各种不同说法,学术界根据汉代辞赋作品的不同体制,区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等类别,又据时代先后,以骚体赋最早产生,渐渐影响到大赋的产生。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赋的起源,其实混淆了赋文体产生的历史时段,因而对汉代辞赋出现的不同面貌,不能提供合理的历史依据,故解释也就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说明赋文体发展的历史途径。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可知,在赋文体建立的过程中,楚辞的影响其实很晚,最少到汉武帝时才由南方传到北方,经过由南入北的辞赋家如枚乘等人的努力,以楚辞体与北方流传的以铺叙风物为特征的杂赋结合起来,遂在枚乘、司马相如等人手中建立起一种新型文体——大赋。

  一、赋起源研究的清理

  关于赋的起源问题,是赋研究中最为复杂,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因时代久远对史料的误读,学术界目前很难取得共识。本人也是长期思考这个问题,今据自己对史料的理解,略陈鄙见,以求教于方家。

  综合学术界的研究,大致有源于《诗》、《楚辞》、纵横家言和徘词等几种说法。源于《诗》,是因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既称“或曰”,当是班固引别人的意见。班固是把赋作为润色鸿业的文体看的,与西汉作家仅以为娱乐之作的看法不同。所以他把赋抬到与《诗》一样崇高的地位,认为是《诗》之流。其《两都赋》的写作,也贯彻着这一主张,这也是《两都赋》在古代特别受到看重的原因。班固当然是从思想意义谈赋与《诗》的关系,还不完全是就文体溯源方面的考虑。不过,《诗》六义中本有赋,一般以为赋为写诗的方法,其义为铺陈。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认为赋文体是从敷陈的写法衍化而成。其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①由一种写作方法演化而成一种文体,其间的过程很难有证据去落实。但铺叙风物的写法,的确是赋文体的主要特征,这样溯源,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这些却不一定符合班固说“古诗之流”的意思,是后人的发挥。

  除了“古诗之流”的说法外,还有“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说法,这出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沿袭刘向的《别录》和《七略》,因而有人认为这个说法也来自刘向。不过,“古诗之流”重在讲赋的思想渊源,意在抬高赋的地位,“不歌而诵”则在讲赋的特点。《诗》本可以歌,也可以诵,孔子就说过“诵《诗》三百”②,这是就引《诗》的方法言。诵和赋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诵读方法,《国语·周语》说“瞍赋矇诵”,赋和诵由不同的人职掌,可见有不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春秋列国朝聘,宾主多赋诗言志,盖随时口诵,不待乐奏也。《周语》析言之,故以‘瞍赋矇诵’并称,刘向统言之,故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窃疑赋自有一种声调,细别之与歌不同,与诵亦不同。”③据曹道衡师《汉魏六朝辞赋》说,从《左传》记载看,“诵”一般指自我创作的诗,赋则既有引《诗》,也有自我创作的诗。就“诵”使用的情况看,春秋时已有将诵辞称作“诵”的记载了。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文公听舆人之诵就是。又如《诗·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赋也应该如此,所以曹道衡师说:“一些诗歌没有入乐歌唱,只是吟诵的,在春秋以前,常被称为‘诵’;又因‘不歌而诵’可以叫‘赋’,后来就把不歌而诵的作品称‘赋’。”④这是赋源于《诗》的解释。但汉赋种类多样,刘向就分为四类,如明显模仿《楚辞》和客主问答的赋,则上所述仅是赋的一种类型,其他的类型显然与《楚辞》和纵横家言有关,于是有人便提出《楚辞》和纵横家言是赋的来源的看法。

  据曹明纲先生《赋学概论》说,班固在《离骚序》最早开启了这个说法。⑤《离骚序》说:“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⑥这是就《离骚》与赋同具“弘博丽雅”的文艺特征所言,与他在《两都赋序》中说“古诗之流”立足点不同。其实既然刘向在《七略》中将屈原二十五篇列为四类赋之一,就已经说明《楚辞》是赋的源头了。至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就明确说:“然则赋也者,而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者也。”⑦既接受了“古诗之流”的说法,又接受了《离骚》“为辞赋宗”的说法。但二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于《诗》,只是说“受命”,真正的拓宇,还是《楚辞》。的确,就汉赋写作看,明显受《楚辞》影响的,后人名之为骚体赋的,占有很大比重。丘琼荪先生《诗赋词曲概论》说:“赋导源于古诗,然而汉魏人之赋,所涵诗的成分非常之少,其格调的大部分,都从《楚辞》中来的。《楚辞》才是赋的真实的源泉。此外还受些孙卿赋的影响。”⑧的确,赋与《楚辞》的关系极近,汉人的记载也往往将辞与赋相并提。如《史记·屈贾列传》就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又说:“其后,宋玉、唐勒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人对辞赋并未作区分,而是统称为赋。又不仅辞,别的文体,如颂亦被称为赋,可见赋是一大概念。汉人辞赋不分,给后人辨体带来了困扰:赋是源于《楚辞》呢,还是《楚辞》本身就是赋呢?汉代模仿《楚辞》的作品,是辞呢,还是赋呢?这些也都是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

  除了源于《楚辞》之说外,又有源于纵横家说辞的观点,这出自清人章学诚。章氏《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⑨章学诚此说,其实不仅纵横家一源,既有《诗》源说,也有战国诸子等,所以曹明纲先生称其为综合说。其后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辨诗》发挥说:“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赋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紬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辩之雋也。’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禅》《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緐,赋之末流尔也。”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意见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后人根据汉代既有的赋文体特征,以及汉人关于赋名称的使用情况而进行探究的结果。赋兴于汉,从现存的赋作品看,汉赋的种类很多。早在汉代时,刘向就将赋分为四类,不管其依据是什么,但他关于赋有几类特征的观念是可以肯定的。今人对汉赋的认定和分类也有许多分歧,这是因为牵涉到什么是赋这一有歧见的问题。对赋有不同的定义,当然便会有不同的认定。根据马积高先生的划分,起码有这么几种被后人命名的种类:骚赋、文赋(包括“七”及“问答”“设论”等有韵者)、古赋、俗赋等。(11)这几种不同类型的赋,的确特征不一,其源当然也就不会是一个。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几种源头论者。我的观点是,研究者也许不应该以汉代产生的这些不同类型的赋作为依据,事实上这些不同类型的赋,是在赋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入,最后形成的。我们应该从前往后看,看赋在一开始是怎么定体的,其后又是怎样开始发展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增加了哪些文体,最后又是怎么样完成定型的。

  前贤关于赋起源的争论,似乎很难判断谁是谁非。但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各家的讨论,都是以汉赋的现存形态作为依据来推溯渊源的,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汉赋的这些不同形态,其形成的时间并不相同,有些文体形态是在汉代才与赋结合,从而构成汉赋的特征。以上所述各家特征,都是汉赋之源,但放置在一起讨论,就增加了讨论的复杂性。作为基本的赋文体,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的发展中吸收了哪一家文体特征?由于上述各家特征与赋的关系一直难以厘清,这些问题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分析和解决。

  仔细对赋文体发生发展作深入地研究,我以为解决的关键是弄清《楚辞》与赋文体的关系。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的看法是,《楚辞》不是赋的源,以往将它作为赋之源,是根据《楚辞》出现在战国楚国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体写作时间,研究者乃据此列出赋文体发生发展的顺序表,以为《楚辞》的产生在赋之前,因而也就是赋文体发展源头。考诸史实,其实并非如此,《楚辞》虽然产生在战国时期,但对北方文人发生影响却是在汉代,严格地说,要在景帝末、武帝初。在《楚辞》发生影响之前,赋只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具有多种文体含义的韵散相间的文体在北方流传,汉之前,秦人杂赋,可看作是其主要形态。但是到了景帝末及武帝时,流传于吴、楚、淮南之地的《楚辞》,开始传入北方。传介者就是吴、楚、淮南之地的游士,他们将自己擅长的纵横说辞与《楚辞》体结合起来,又吸收了流传在北方的杂赋体,终于在枚乘和司马相如的手里,建立了一种新文体——汉赋。这是本文的观点。以下从《楚辞》的产生和影响以及赋如何成立两方面展开讨论。

  二、《楚辞》的产生和流布

  《楚辞》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史记》最早为屈原列传,使得我们对屈原的事迹和作品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但是除了《史记》以外,的确在现存的战国史料中,没有屈原的点滴材料,这甚至引起了历史上有关屈原是否有其人的争论。经过学术界长期的研究、讨论,屈原和他的作品的真实性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基本认同,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史记》的材料外,也的确还未发现更为确凿的有关屈原的材料。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挖掘,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一篇被学术界认为是唐勒的赋残篇,证明了《史记》关于宋玉、唐勒的记载的可靠性,也间接地证明了《史记》关于屈原的记载的可靠性。1977年安徽阜阳市近郊双古堆汉墓挖掘,亦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如《诗》《易》等,多有与今本不同者。其中至为珍贵的是,有可信为《楚辞》者残简数字,一是《离骚》中的“寅吾以降”四字,一是《涉江》中的“不进旖(兮)奄回水”六字,字数虽少,其出自《楚辞》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最近北京大学获得一批海外校友所捐汉简,内有一篇七体文《反淫》,在第3883号简上具列了一批先贤名单,其中便有屈原、宋玉、唐革(勒)、景琐(景差)等,这是除《史记》之外西汉文献中第一次如此全备地关于楚辞作家名单的记录。这些汉简的出土,应该说提供了非常确凿和过硬的材料,证明了司马迁《史记》关于屈原和《楚辞》的记载是可信的。因此对于屈原和宋玉等《楚辞》作家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屈原是楚怀王时人,曾经受到楚怀王的重用,但后来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等人谗言,而疏远了屈原。其后怀王受秦人之欺,客死于秦。国人怨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害贤误国。子兰闻而生怒,进谗言于怀王之子顷襄王,于是放逐屈原于沅、湘一带。最后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据司马迁说,屈原《离骚》作于受上官大夫之谗,被怀王疏远之后,但学术界的讨论基本认为是屈原流放时所作。屈原流放,据学术界考证前后有两次,一次在怀王时,被流放于汉北,一次是顷襄王时,被流放于江南。游国恩先生认为《离骚》作于屈原流放于江南时(12),马茂元先生则认为作于流放于汉北时(13)。其他可信为屈原的作品,如《天问》《九歌》《九章》等,也都认为是屈原流放之后所作。从以上所述看,屈原在怀王后期就已经远离了楚国的政治中心,流放在偏僻的汉北和沅、湘一带,所以他的事迹和作品长期湮没,没有被人注意到。依据现存的材料,最早提到屈原的,应是贾谊。汉文帝四年(前176),贾谊被谗遭疏,贬为长沙王傅,应该是这个时候他才在当地听说到屈原的事迹和作品,并在长沙凭吊屈原。《史记·贾谊列传》这样记述:“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其文说:“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14)明说“侧闻屈原”,“侧闻”即旁闻,说明贾谊至长沙始闻有屈原之事。因了屈原遭遇与自己颇有相同之处,故造湘江凭吊屈原。屈原精忠爱国,但却受到小人的谗害,他的遭遇得到了楚国人的同情。尤其是怀王见欺,屈原曾加以劝阻,以为秦乃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怀王稚子子兰却鼓励怀王赴秦,害怕不去,会惹秦人不高兴。结果怀王客死,而子兰却不受处分并为令尹。怀王为秦人扣为人质,最终客死于秦之事,最为楚国人所深恨。《屈原列传》说:“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15)可见楚国人对子兰的愤怒和对屈原的同情。所以屈原的事迹在楚国民间是一直流传着的。但由于屈原是受顷襄王和子兰的迫害,故楚国朝廷中不会允许谈论屈原的事,也不会存有关于屈原事迹的记载。因此这可能是屈原的事迹和作品一直在楚国民间流传,甚至到了汉初也没有被中原地方的人所了解的原因(16)。贾谊作文凭吊以后,应当对屈原的事迹和作品的流传有帮助。至于刘安后来献《离骚》,并编《楚辞》,当是秦以后,屈原作品渐渐由沅、湘一带传至楚国其他地方。而刘安所都为寿春,正是楚国晚期的都城,至刘安时,其地当有屈原作品的流传。又,前言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楚辞》残简,其地亦是故楚之地。双古堆墓主为夏侯灶,时间当在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表明这个时候《楚辞》已传到了阜阳。

  传世文献中记载首先对屈原作品进行整理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王安传》是这样记载的: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秘爱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17)

  刘安入朝当在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这个材料不见于《史记》,须知司马迁对屈原评价极高,并且因自身的原因,对屈原的遭遇和写作都有非一般人的理解。他将屈原与周文王、孔子等并提,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并归纳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屈原列传》中,他对屈原的为人和作品的评价是:“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8)此语应出自刘安(19),如果是的话,则司马迁为刘安列传,似应写入传记。

  上引《汉书》的记载,“使为《离骚传》”一语,因汉人记载不同,而让人感到迷惑。东汉高诱《淮南子·叙》所说与班固不同。他说:“初,安为辨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秘爱之。”高诱将此事系于文帝时,恐误。据高诱此说,刘安非为《离骚》作传,而是作赋。其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淮南崇朝而赋骚”,当亦据高诱之说。王念孙《读书杂志》四之九《汉书》“离骚传”条说:“‘传’为‘傅’,‘传’与‘赋’古字通。”王念孙认为《汉书》的“传”字是“傅”字之误,而“傅”与“赋”通。1993年江苏省连东海县尹湾汉墓所出汉简有《神乌傅》,亦证明了“傅”“赋”二字相通。王念孙还引《汉纪·孝武纪》为证。《汉纪》为汉末荀悦据《汉书》抄撮而成,其作“《离骚赋》”,是荀悦所见《汉书》,或如王念孙所说,原作“傅”,又转写为“赋”。王念孙认为,如果如颜师古所说“‘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则刘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刘安作《离骚赋》是什么意思呢?王念孙说是“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驳,善为文辞,故使作《离骚赋》”(20)。王念孙所说似为有理,刘安若为《离骚》作传,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然《楚辞》卷一班孟坚《离骚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娀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如果说《汉书》所言不详,则同出于班固之手的《离骚序》已明谓刘安为《离骚》作传,而非作赋。班固所引“《国风》”一节文字,即刘安为《离骚》作传之“叙”,为司马迁所引用。若《离骚》为刘安所作,刘安不应如此夸大己作。更为明确的是,《离骚序》引《离骚》“五子以失家巷”句刘安传文,明见刘安所作是传,而非赋。又王逸《楚辞章句叙》称:“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章句》,则大义粲然。”王逸为《离骚》作注,当是见过刘安之书,明称其为“章句”,又可证明。(21)

  除了这一迷惑外,这段话中的“使为《离骚传》”一语,到底是指刘安献《离骚》,武帝命其作传,还是指中秘藏有《离骚》,而让刘安作传呢?一般的解释认为是指刘安献《离骚》,我也倾向于这个说法。因为在刘安之前,确未闻朝廷有《离骚》的记载。刘安都寿春,正是楚故都。《汉书·地理志》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22)班固叙述吴、楚地理,连类而称《楚辞》于此流传,都见《楚辞》的流传和发生影响,是在汉景帝、武帝时的故楚之地,而且与天下娱游子弟如严助、朱买臣有关。《汉书·朱买臣传》记:“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23)这已经到了武帝时(24)。但朱买臣见武帝则言《楚辞》,可见他于家居学习时就已经熟读《楚辞》,并且以《楚辞》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这个时候已经是武帝时,前此淮南王刘安已经将《楚辞》进献给武帝,故此时武帝因朱买臣精《楚辞》而悦之。由于刘安及朱买臣等人的原因,《楚辞》才由故楚之地传播到朝廷。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传末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25)据此,司马迁在游历江南前读过《离骚》等作品。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自己年二十而南游,这二十当于何年?史家分别有元朔三年、元鼎元年、元封元年的说法。这三个说法直接涉及司马迁的生年,主元朔三年者,则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主元鼎元年者,则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主元封元年者,则司马迁生于武帝元光六年。即使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时,至武帝登位,司马迁才五岁。因此可见司马迁能够读到《离骚》,是武帝时无疑,这与《楚辞》的传播时间也正相合。

  据以上所论,我以为屈原的作品,虽产生于战国时期,但因各种原因,而只在他流放的地域流传,汉文帝时贾谊至长沙,始据当地故老传说得知屈原事迹和作品,并仿效屈原作品写作了《弔屈原》一文。贾谊这篇作品,后人往往称为赋,然《文选》却作吊文收录,说明在贾谊时并没有将这样的作品称为赋。称作赋的,只是在赋文体流行之后,且楚辞亦被视为赋的观念流行之后才发生的。屈原作品最早流传在长沙一带,即屈原死处,但从《淮南王安传》及《朱买臣传》看,起码在汉景帝时,屈原作品及楚辞已经在故楚之地的淮南以及吴地一带流传,并为当时的文士所熟悉。熟悉楚辞体的文士如枚乘等人,因发觉吴王谋逆,遂离开吴国北上游梁,最终以楚辞体与北方的杂赋体结合,并参之纵横之文,创为汉赋一体。然枚乘等人的写作,仍然停留在地方。其时正逢景帝不好辞赋,枚乘等人写作,当不会在朝廷引起太大反响。但到了武帝时,崇礼官,考文章,于时崇文,彬彬大盛,而刘安亦于此时将屈原作品进献武帝,朝廷或许此时始知有屈原作品,才会有武帝后来征召枚乘、司马相如之事。

  三、赋起源于《诗》说的检讨

  赋源于《诗》,是传统的说法,盖因《诗》有六义。六义的说法,一来自《周礼·春官》,一来自《诗大序》。《周礼·春官》提出的是“六诗”说,所谓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则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顺序相同,是《诗序》用《周礼》之文。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26)班固此说有两个意思,一是抬高赋的地位,故以为赋文体从《诗》六义之“赋”发展而来,是汉代的赋亦是润色鸿业,雅颂之亚的文体;其次,六义之赋,其义训为“铺”,正是赋文体的写作特征。但六义中的赋,只是一种写作方法,并不能说这种写法直接就发展成了一种文体。但这种写法在《诗》通行的两周题名为赋,在后世产生的亦称名为赋的文体,二者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诗》在两周时是通过管理音乐的太师完成其礼乐教化的功能的,所谓六义,当也是太师所定。《诗》视其使用的场合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毛诗序》的意思大多出自太师。将《诗》分为风、雅、颂三类,而《诗》如何表现其意义,则由赋、比、兴的使用构成。作为写作方法的赋,前人最基本的解释是铺,郑玄《周礼注》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铺是直接铺陈的意思,对当前政教善恶直接发表意见,不须假借外物以为比喻,所以赋是作为与比、兴不同的表达特点而提出来的概念(27)。除了作为写作方法的意义外,先秦文献中还以赋指讽诵称引。《国语·周语》记召公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土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28)韦昭注说:“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这里的赋,当然不是指作诗的方法,而是指诵诗的方法。文献称瞍赋、矇诵,韦昭说“矇主弦歌讽诵,诵谓箴谏之语也”。似与赋略有不同。盖诵用弦歌,赋则不歌,故班固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以是观之,“赋”似乎是指朗诵诗歌,“赋”在这里是动词,用于“赋诗言志”之“赋”。写诗的方法和引诗的方法都名曰赋,是有其共同特征的,六诗的赋是铺陈、直接展开,不须迂回作比类,瞍赋的赋,指其直接称引,不须弦歌,但均表现为铺陈展开。瞍赋,据韦昭说是赋公卿所献诗,则见瞍不须自己作诗,只是公卿所作诗,不须经太师配乐,瞍以赋的声调诵引,以直接规谏人君。这种不须弦歌的方式,表明周人并没有诗乐舞必须相配的制度,天子听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各有各的职分,各自按照制度规定的方法表达。但这种制度都是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得以贯彻的,到了春秋以后,礼崩乐坏,这样的制度应该不能保存了,而原来通过赋、诵、箴向人君进谏的方式,则转为社会中别种场合使用的功能。随着不同目的和功能的要求,新文体也随即产生,一种被称作赋的文体也就逐渐地应运而出现了。《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与母姜氏于大隧之中互为赋,其辞为自己作,似已表明赋文体的出现。当然,庄公和其母姜氏所赋之词,并未称为赋,但这种通过不歌的方式而诵的文辞,符合直陈的特点,故史臣用“赋”称之。这表明在其后出现的以类似方式表达且非诵经典成文的文辞,因与赋的方法有关,遂名之为赋,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正如后世的乐府一样,本来是管理乐府的机关,但后人遂以产生于乐府机关中的辞称为乐府。作为文体名称的赋,也当如此。这种形式产生的作品,《左传》中还有一些记载,如僖公五年传记士

  赋:“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杜预注:“士

  自作诗也。”此自作诗,是士

  据眼前事而发,直言之,亦不歌而诵,符合赋的特点,故《左传》记为“退而赋”。又如僖公二十八年传:“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左传》称为诵,即不歌之诵,亦赋也。此外,《左传》及其他诸子书中所记谣、讴、谚等,亦合于赋的特点,皆出自民间自作。《左传》宣公二年记宋城者讴:“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则让其骖乘亦讴答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妙在有讴有答,皆就眼前事自作诗直言之,名虽为讴,实即赋。又典籍所记之歌,当以一种声调唱出,但不须乐配,内容亦就眼前事自作词,实质上与诵、讴相类,亦是赋类。如《左传》哀公二十年传记哀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又《论语·微子》所记楚狂接舆之歌等,虽名为歌,实即赋体。

  班固《汉书·艺文志》又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是赋的又一个定义,与《国语》所记的瞍赋又有不同。据韦昭说,瞍赋的辞是“公卿列士所献诗”,则瞍所赋非自己所作辞,而班固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据班固自己的解释是:“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列为大夫也。”这是说从登高感物而赋中,可以考知一个人的才能,可者则为大夫。这“登高能赋”所赋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引《诗》呢?还是辞自己作?孔颖达《正义》这样解释说:“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据此,似乎所赋者非《诗》,而是自己作辞。又据《毛诗·定之方中传》说:“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并列的“九能”,都指作者自己的能力,而铭、诔、说、语等,都是作者自己造辞,亦可证这个登高能赋,所赋即作者自己语辞。这说明赋自六义之一的写作方法,发展至赋诗言志的称引方法,再至赋自己所作辞,已经具备了一种文体产生的条件,具有了这种文体需要的特征,赋文体的产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韩诗外传》卷七记孔子游于景山,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于是子路、子贡、颜渊各为赋,此引颜渊所赋:

  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凑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子路)何进而救?赐(子贡)何难而解?(29)

  这个记载对于赋文体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意义,虽然我们知道《韩诗外传》所记并非孔子师弟间的真实谈话,而是汉人的议论,但这一记载向我们证明了“登高而赋”是怎样的情形,也证实了我们上文所说的赋文体正是在称引方式之下而产生的论断。从上引子贡这篇文字看,的确符合汉人对赋的认知特征。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赋本源于《诗》之六义,本是写诗的方法,后引申为诵诗的方法,再引申为赋诗,随着乐诗的分离,赋文体渐渐产生了,故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30)上举典籍所记诸赋、讴、谣、谚、歌等,虽未必皆是贤人失志之士,但能够临事而作词,皆合赋的特点,故赋作为这种形式下写作的文体总名,也就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种形式的赋,早期都还显示出短歌的特征,但到战国时,游士骋词,则又在这种形式上发展为长篇。章太炎先生《检论》卷五说:“纵横出自行人,‘短长’诸策,实多口语。寻理本旨,无过数言,而务为纷葩,期于造次可听。溯其流别,实不歌而诵之赋也。秦、代、仪、轸之辞,所以异于《子虚》《大人》者,亦有韵无韵耳。”(31)章太炎先生以战国策文为赋,不求有韵与否,本质上应该是合理的,因为自春秋以来,如班固所说,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贤人失志者,心有所感,故临事自作词,这种写作的方法和形式,也合于战国策士。这是从赋文体的本质上而论,但文体既然有别,尤其是战国策文已经独立形成其文体特征,就不能再视为赋体了。不过,太炎先生的这种认识,对我们理解赋由作诗的方法到引诗的方法,再到独自成立为一种文体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四、赋文体的原始面貌及发展

  最早的赋是什么样的文体,是否即汉人概念中的赋,限于材料,难以详知。我们现在能够见到最早标明为赋的文体,是荀子的五赋。这五篇赋的特点是谐隐的形式,在今本《荀子》中排在第二十二,但据唐人杨倞说,刘向整理时排在第二十六篇。那么这种文体命名为“赋”,到底出自荀子本人,还是后人整理时所加呢?如果出自荀子本人,则见赋作为文体已经出现在战国末,说明战国末时赋作为文体已经具有了特征。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金德建先生《荀子赋篇作于秦地考》(32),提出四个证据证明此赋当作于秦时,甚至是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他所提的四个证据都有道理,尤其是第三个证据,根据秦杂赋不入《汉书·艺文志》的“杂赋类”,而入于“荀卿赋”,证明荀卿赋当作于秦地,确为有理。这可见秦人杂赋与荀子赋篇属于同一种文体类型,而荀子之所以写作这样的文体,正是他入秦后受到秦人流行这种文体的影响。不过,金德建先生并不以为此赋是荀子所写,推论以为荀卿弟子李斯所作,这个意见推测成分太多,没有任何证据,我们不取。

  秦杂赋今已不传,《汉书·艺文志》赋类列有四类,第四类是杂赋,但秦杂赋不入从名称上看相同的第四类,却入于荀卿赋类,说明秦杂赋的“杂”并非文体杂乱之“杂”,当如《文选》诗类中“杂诗”之杂。按照李善的注,是不拘流例的意思,五臣注为“兴致不一”,是说其文体虽然是诗,但兴致不一,所以总列为一类,称为杂诗。秦杂赋也是如此,其特征是产生于秦地的赋,但非一人、也非一类,而总体特征又与荀卿赋相类,故总称“杂赋”。至于第四类,从《汉志》所列名称看,有客主、杂行出、颂德、杂四夷、兵赋、杂中贤失意、杂思慕悲哀死、杂鼓琴剑戏、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杂禽兽六畜昆虫、杂器械、草木、大杂、成相杂辞、隐书等等。与前三类明确有主名者完全不同。此类作品不仅无主名,甚至不知产生于何时、何地。秦杂赋应该也属无主名者,但其能入于荀卿类,可能是与荀卿类赋特征相类,此外,这一类作品可以明确定为秦人所作,因此并非如第四类杂乱无可统例,甚至为汉人所作有关。因此,我们认为,秦人杂赋当与荀子的赋相类,荀子利用当时民间流传的俗体略为加工,锻炼成篇,题名曰赋。赋的命名,或当时在民间已经有这种称呼,荀子取赋之名,而又据自己所作文主题,分别加以礼、知、云、蚕、箴等题。当时在民间流传的赋,应该包含了多种形式的说唱文,如成相等都可称为赋。其通俗的形式并不入文人之眼,但在民间流传却很广,为下层人所熟悉。所以秦人在统一天下之后,树立政令,便广为利用这种形式宣传政府的政策,如睡虎地秦简之《为吏之道》等便是。秦人不重文学,但杂赋却盛极一时,这与秦地文明化不如东方六国、文风不盛有关。就地域看,秦地处西北方,既不如东方六国之重经学,亦不如南方楚人之重文辞,因此,这种杂赋在秦时主要流传在秦地为主的北方。及至汉统一天下,地处东方徐楚的刘姓入主长安,原东方各诸侯国之才智之人亦多汇聚于长安,应该对秦人杂赋有所了解。这种杂赋虽未必能入东方文人眼目,但他们应该知道熟悉了这种文体,因此也能作为文献入藏于汉之中秘。这种文体应该在民间会有流传和使用,但被视为俗文,不一定会被士大夫看重,故传世文献也不加记载。

  这种被称为赋的文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包容性,即它能够将先秦时期的诗、书等文献之外各种不同的押韵的俗文体都包括在内,因此它的实用性强,这在文体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秦汉时,是一个很好的能被士庶接受的条件。汉之初,士人可能不会看重这种俗文体,但对汉代初年的士人来说,他们有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多种需要,官府规定的文体,如笺、奏、表、疏等,远远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求,因此,这种能够包含多种形式的杂赋文体,应该能够提供他们在不同场合中使用。比如前举《韩诗外传》所记孔子弟子游景山时所赋之文,则是利用了这种杂赋形式而赋以政事内容。正因了这个原因,汉初因文体特征不明显,因此它便与许多邻近文体相混,或者说,《诗经》以后,除散体文以外,一些押韵文,也都可称为赋。如“成相辞”、谐隐文、颂等。按,汉人往往以赋与颂并提,如《汉书·淮南王传》说武帝每宴见刘安,“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又如《枚皋传》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这都是赋颂并提,是以颂为赋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相如撰《大人赋》奏上,说:“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33)这是直接以颂称赋了。又《汉书·王褒传》称:“太子(宣帝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34)按王褒有《洞箫赋》,载《文选》,后人不明白汉人关于赋与颂的理解,以为王褒《洞箫赋》以外,又有《洞箫颂》,其实是误识。同样这里的《甘泉》也应是指赋,而非颂。这些文体与汉赋相比,应该说界限还是可以区别的,但像贾谊等辞一类的赋,虽与枚、马不同,但也标赋名,因此后人有以骚体赋名之的,其实亦示区别而已。

  杂赋先在秦地流行,汉朝建立以后,因建都于西京,故汉朝文人颇有吸收借鉴。从汉东方朔、枚皋等人常有诙谐一类作品看,似乎可以看出这种文体的影响。前引《汉书·枚皋传》说他“为赋颂,好嫚戏”。又说:“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35)大概都是指这种杂赋的文体。这一类赋系汉人所作,虽从秦杂赋来,但与秦杂赋又自不同,因此《汉书·艺文志》将其与秦杂赋分别开来,单立杂赋一类。

  五、汉赋文体的形成

  结合上文讨论,在以下关于汉赋文体形成的讨论中,我主要想就三个问题展开:一、《楚辞》是如何影响到汉赋的;二、北方的杂赋是什么样的形态,在赋文体形成过程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起到怎样的作用;三、纵横家文与赋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如何在赋体成立中发生作用的。

  上言楚辞在汉时主要在南方流传,至少在汉文帝时,故楚之地人比较熟悉楚辞。景帝末吴地游士枚乘等去吴游梁,可为楚辞北传的文献记载。楚辞传至朝廷,并令北方文士所知,当以刘安上武帝《离骚传》为有案可稽之文献。朱买臣当也是此时以名《楚辞》而入朝。

  至于杂赋,则主要流传在秦地,熟习者当是秦人。汉朝建立后,东方士人入长安,应该对此种文体有所熟悉。杂赋没有流传下来,当与荀卿五赋以及成相辞、谐恢隐语等相合,此种文体长于唱诵,但亦长于铺叙风物。荀卿五赋,虽有寓意,然形式为咏物,故铺写物状为此文体功能,它与楚辞之长于写情抒怀不同。故楚辞与杂赋结合,即汉大赋主要成分。

  宋玉有赋,但除了《九辩》外,其余皆有争议。若《高唐》《神女》等长篇铺叙物色,又以赋名篇者,似不当产生于战国末。又,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竹简,有20余枚标题为“唐勒”的残简,当代学者或以赋名之,然简题并未标赋名,可见是今人臆度。据整理简报,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至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至前118年之间。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18年(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但书写时间的判断,跨度还太大,很难构成对我们判断《楚辞》北传时间的质疑。此外,“唐勒”既为篇题,则此篇是否即唐勒所作,尚待研究,因此简文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楚辞与杂赋结合,产生如梁孝王门客所作莬园赋、柳赋等,但不能成为长篇,大赋的产生并成为规模,主要是纵横家文经络其中的作用。纵横家产自战国,秦灭六国,纵横之士亦受打击,值秦之时,潜伏于东方六国。至楚汉反秦,纵横家遂起而穿梭于各方势力之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人如蒯通、郦食其也成名于一时。汉定江山后,纵横家分化,一部分栖身于地方诸王,成为门客,尤其是大国之客,往往蠢蠢而动,仍然保留着战国纵横家的遗绪,为个人私利而谋。也有栖身于朝廷大臣家者,如绛、灌门客,则是战国游客末流。以文才显者,有两类,一类是上智者,如陆贾、贾谊、陈平,既有儒家学术,又有纵横家之文辞,能以此为国家效力。另一类则变而为辞赋之士,因朝廷不好文辞,遂亦托身于地方诸王。如枚乘、邹阳等。他们熟习纵横文辞,亦熟习楚辞,当他们北之梁之后,因梁孝王建宫室台馆,应命咏物,遂以楚辞及杂赋结合而为一体,亦名为赋。但此类赋题材小,且规模不大,不能引起注意,直至枚乘在《反淫》基础上改写为《七发》,以及司马相如写作《子虚赋》,以纵横家文经络其中,大赋规模始成。

  讨论如下:

  汉赋的正式成立,一般认为是以枚乘《七发》为代表。将《七发》视为赋,是今人的理解,事实上,直到南朝萧统编《文选》仍然单立一体,而没有放在赋体内。《隋书·经籍志》亦将七体类编在箴、铭、诫、赞之体后,皆与赋不相关。汉代班固《两都赋序》历数汉武帝、宣帝时作赋之人,不数枚乘,不过他在《汉书·艺文志》屈原赋类中,却又列入枚乘,这可能与前面所说的汉人关于赋的大观念所致。从文体辨析的角度看,自汉魏乃至元明,七体亦未纳入赋类。但至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提出新的看法,他说:“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讬讽,亦谓之赋耳。”(36)这个观点不同于萧统以下之文体辨析家,但却与汉人认识相符。姚鼐辞赋类不仅收录了屈、宋楚辞,还收录如淳于髡的《讽齐威王》、庄辛的《说襄王》、东方朔的《答客难》、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文》《封禅文》、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等,这个认识就本质上与我前文所说相合,即汉代士人除了熟悉的五经文献以及公府应用文体外,其因政治社会现实生活需要产生的文体要求,只能另外寻找合适的文体,而这些文体都带有铺叙和骋辞的特征。不过,姚鼐以为不必以韵否为限,但从赋在民间产生的情形看,战国末及秦,乃至汉初,还是以押韵合于说唱为主。姚鼐所认定的《答客难》一类,其实是汉代士人以战国纵横家文与赋结合而创建的一种新文体。这个文体从性质上看,与赋的铺陈扬厉相合,因此姚鼐将其视为赋,是有道理的。章太炎先生其实继承了姚鼐的说法,他是从骋词论纵横家文合于赋体的。姚、章之论,从本质上说明了纵横家文与赋间的关系,不过,尽管赋体是《诗》不作之后出现的以铺张骋词为特点各体文的总称,但若区分文体,还是应将纵横家文的骋词和《楚辞》的骋词等区分讨论。毫无疑问,纵横家文是赋体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纵横家的活动,则是尤其值得关注和讨论的。

  我的意见是,在赋的发展过程中,汉初的纵横家文人是关键。汉代初年士人所受最多影响的是战国纵横家文,这从贾山、贾谊、陆贾、晁错等人的文章,明显可见。纵横家文铺张排比,纵横捭阖,最称汉人之心。尤其汉初士人多怀梗概情怀,关注国是,所言多兴亡之事,故虽排比辞句,并不以博文繁饰为意,这与汉武帝时赋家不同。纵横家是战国时显著的士人阶层,他们以个人的才学,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驰骋说辞,不日间便可位至卿相,纡青拖紫,因此纵横家在当时颇为读书人所羡慕。但随着秦皇统一天下,纵横家失去了用武的场所,势消焰息,但并没有完全灭迹。我们在秦汉的战争中,时常可以看到纵横家的身影。如郦食其、蒯通便是著名者。再如《汉书·张耳陈馀传》中的厮养卒、《鲸布传》中的随何,都有纵横家的身影。而明言学纵横短长之学的如主父偃、边通等,更是汉代纵横家的代表,《汉书·艺文志》便将主父偃列于纵横家。但随着汉定天下,这些纵横家彻底失去了场所,但我们在汉之诸王的身边,还是看到了具有纵横家性质的人群。如淮南王、吴王、梁王门下诸客,无疑有许多是学纵横之术的人。《汉书·艺文志》著录汉之纵横家者流有《蒯子》五篇,案,《汉书》本传记其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首,号曰《隽永》。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仓》三篇,所录仅此数人而已,蒯通本燕人,遊于齐,故高祖称为齐之辩士。生当楚汉相争之时,故颇能以舌建奇功。蒯通是战国策士在汉初的代表,楚汉角立,虽与战国形势复杂多变不同,但尚能为辩士提供舌囿,供其周游棋峙诸方之间,亦往往建奇功。及至汉天下已定,策士失去了游说的场所,汉家制度一定,朝廷不喜无用之策辞,故纵横家反覆之技无可施用,故改而栖于地方之诸王。汉初游于地方诸王的士人,人数众多,成分亦杂。有的仍然延续战国纵横家操弄权术、炫辞呈才、蛊惑人主的传统,希冀能在政治角斗中发挥作用,从而取得个人利益。《汉书·淮南王安传》记有客说王曰:“今慧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此客当即此种纵横家流。《传》又记曰:“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游士妄作妖言,阿谀王,王喜,多赐予之。”(37)于此可见汉初诸王窥厕王室,而游士则有寻衅以动者。此种游士擅于说辞,往往直陈利害,直取人心,仍存战国策士遗风,如济北王门客公孙玃即是(38)。本来纵横家以权变及利害刻削成技,故修辞不以诚立,务求其能说动人主,因此炜烨其说,张皇其辞,铺张扬厉,不一而足,要之,骋辞是其特征。随着大汉王朝日益强盛,地方诸王虽有觊觎王权者,亦招士养士,以逞其异志。另外一种则与此不同,他们依靠个人熟知古事及善于判断形势、审度轻重的才能,以上客为期许,其所以依附于诸王,主要是朝廷不喜文辨之士,即使有机会也不过郎吏等,不如为大国上宾,如枚乘,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但他“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再如司马相如,他以赀为郎,景帝时为武骑常侍,但见到梁孝王门下诸士如枚乘、邹阳后,遂以病免官,乐得游梁为客。汉初诸王称大国者,有淮南、吴、楚、齐、梁,诸王皆能养士,而士多纵横者流,这与邹、鲁、河间重经术不同,故《汉书·邹阳传》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39)辩知者即驰骋文辞之士。我们看淮南王刘安门客既著书,亦有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群臣赋四十四篇,可见其门下辞赋之士之盛。再如吴王,枚乘、邹阳、严忌皆先游吴,后始游梁。梁孝王自以文帝少子,为太后所宠,《汉书》本传记他“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復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40)梁王广治宫室园囿,促建了辞赋写作的动机,其门下诸客,既有奇术诡谋者,亦有辞赋之士,而辞赋之士实即纵横家的变种。奇术诡谋之士专心于权谋,辞赋之士则借宫室园囿逞才。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所言极精辟。他说:“武帝之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41)纵横家在汉代转变为辞赋之士,并以文辞为其游诸王的长技。因此,在汉赋的写作和文体的成立,主要是由汉代纵横家文人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梁孝王时,当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人聚在一起时,“辞赋”一词便开始大量使用了。如《汉书·枚乘传》说枚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42)。这是孝王二十九年,即景帝前元七年时事,枚乘游梁,《通鉴》系在景帝前元二年,至此约五年时间,枚乘诸人已经成功在梁国以写作辞赋并引起了朝廷文人的注意,因此,司马相如才在梁孝王入朝时,因慕枚乘诸人而弃官游梁。梁孝王二十九年之前枚乘诸人所写辞赋有哪些作品,是什么样的面貌,尚不得而知。《西京杂记》卷四记梁孝王游于忘忧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其中未有司马相如,或此游在二十九年之前。观诸士所赋,皆咏物之作,且寓隐意,与荀卿赋略相似,赋文以四言写物居多,往往带以楚辞句式,似是辞与杂赋的混合体,或是枚乘诸人集诸梁国后,受杂赋影响所创新体,可视为大赋产生的前奏。

  梁国是研究辞赋不可忽略的地方,贾谊是汉代朝廷文人中最早知道屈原的人,他从长沙到梁国,可能会把《楚辞》带过来。但当汉文帝时,这种作品在梁国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没有见到相关的记载。其后枚乘诸人从吴国来,他们在吴时应该熟知《楚辞》了,当他们游梁后,自然会以楚辞作为写作的基础。但《楚辞》抒写个情志较为合适,若托谕寄讽,或铺叙风物,可能不如杂赋,所以当梁孝王广建宫室馆阁平台,并要门客们歌咏时,他们就要创造一种新的文体了。《西京杂记》所记枚乘诸人赋,就是这种背景下创作的新文体。

  《西京杂记》所记诸赋,规模狭小,题材内容也很平庸,并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当枚乘创作写出了《七发》,以及司马相如写出了《子虚赋》,其规模体制恰与汉武帝王朝奋发有为的气象相合,因此带来了文体上的革命,标志着汉大赋的成立,也为武帝朝在润色鸿业的要求上建立了恰当的文体。

  枚乘的《七发》写作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议,我的意见是,不排除写在梁孝王时,其在吴时确曾写过类似《七发》的作品,这就是北大所藏汉简《反淫》。《反淫》的内容与《七发》多数相合,不仅涵《七发》所言七事中的六事,文辞字句亦多相符,仅辞句顺序有变化而已。但《反淫》所叙不止七事,而至少有十四事,尤其是《反淫》没有观涛的描写。在现存的《七发》结构里,观涛一段最为人所称道,但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观涛的文字与全文结构不甚相合,其篇幅明显较其他六事博繁且精彩富艳,尤其是极写涛水之种种情状声态,令人心魄振动。只此一节,后人郭璞、木华则敷衍为《江赋》《海赋》,结构全以此为蓝本,因此,结合《反淫》,我认为观涛一段是枚乘在《反淫》的基础上添加上去的,观涛一段文字应晚于其余六事的写作。《反淫》的作者不能确知,但观其涵盖《七发》,应当与《七发》有关系。又由于《反淫》罗列达九事之多,明显是七事还未固定前的蓝本。《反淫》未以数字标题,则见作者命题还是根据内容而定,至枚乘固定七事后,或枚乘定名为“七发”,或后人更定,已不能明了。《七发》以吴客说楚太子铺展全文,《反淫》则以魂魄对话构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枚乘《七发》写于吴王时,且谏吴王谋反事,内容敏感,应该不会直接以楚太子和吴客生题,而像《反淫》中以魂魄对话,则没有这个担忧。以魂魄对话构结全文,既合《渔父》传统,亦与战国以来问答体有关,这也是汉人依据文与辞两种文体改造后所创的新体(43)。

  此外,无论《反淫》还是《七发》,所言诸事皆简明扼要,含讽谕之意,但像观涛一段,则与这个主题脱节,而纯粹是辞人骋辞夸物露才之作。因此,若说是《七发》实际上是枚乘到梁国以后,与诸辞赋之士切劘研讨,对《反淫》重加编写的作品,也是可说得通的。枚乘此时与司马相如、邹阳诸人,结合楚辞、纵横家文,以及北方流传的可以唱诵的杂赋,遂创为一新文体,概名之曰赋。《七发》因是在《反淫》基础上改写,故不名为赋,但其改写可能在《莬园赋》之后。可作为参照的文献,是司马相如在孝王二十九年,即前149年游梁,居数岁而作《子虚赋》,是见具有大赋规模的赋体,包括《七发》体的形成,应该是这个时期成立的。而据《西京杂记》所载,梁孝王诸客所写赋,多为咏物赋,这与枚乘的《七发》不同,也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不同,应该与秦杂赋文体更相近。这说明成立于梁孝王时的赋,虽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有诸客所作的咏物杂赋,其总名都是赋。由于司马相如的赋更具规模,影响更大,尤其是武帝的喜爱揄扬,遂使得这种赋广为人传,并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其余赋体则渐渐湮没不闻了。

  从上讨论的结论是,汉赋文体的形成,由多重因素构成。就文体说,战国末以来流行于民间的说唱文体,总名为赋,至秦发展成为具有特征的秦杂赋。这种文体流行于以秦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汉代取得政权以后,东方士人入汉中,对这种文体有所熟悉,士庶中应该有所使用。与此同时,战国以来的纵横家并未消歇,在秦汉战争中,随处可见纵横家身影。他们惯于使用的纵横策文,在秦汉之争中一直在发挥作用,而当汉得天下,纵横家文仍然是当日士人擅长的文体,从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文可以见出。这种以骋辞为特征的文风,影响产生了多种文体,如问答体、辩难体,甚至书疏等。纵横家文在他们手里,又在汉代一统政权中得到了新的发展,他们以之论国是,辩存亡,排闼推阖,气势扬厉。这种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朝廷文人身上,至于游于诸王门下之士,则无如此宏达眼光和气局,往往以文辩为诸王所喜,故由游士变为辞赋之士,他们将流行于楚地的辞和汉初以来未衰歇的纵横家文,以及秦以来在北方流行的杂赋结合起来,遂创出赋体。其中由于司马相如《子虚赋》更符合汉人美学要求,遂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并被视为汉赋成立的标志,其实过程并不如此简单,而如上所言复杂得多。

  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②《论语·子路》,《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③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37页。

  ④《汉魏六朝辞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⑤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⑥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页。

  ⑦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34页。

  ⑧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39页。

  ⑨《章氏遗书》本,据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影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⑩章大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8页。原标点有误,今改正。

  (11)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12)参见《游国恩楚辞论文集·楚辞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8—94页。

  (13)参见马茂元:《楚辞选·离骚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4)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92页。

  (15)《史记》,第2484页。

  (16)《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贾谊曾被汉文帝召回朝廷,对谈宣室,但居长安时间甚短,不能作为这时已经将《离骚》传回长安的根据。

  (1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45页。

  (18)《史记》,第3300、2482页。

  (19)参见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引。

  (20)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离骚传”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21)此段材料及论证参见杨树达《离骚传与离骚赋》,《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262页。又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四《目录书之体制二·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44页。

  (22)《汉书》,第1668页。

  (23)《汉书》,第2791页。

  (24)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系于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57页。

  (25)《汉书》,第2503页。

  (26)核诸文献,班固之前言诗六义者,有《周礼》和《毛诗序》,然若为《周礼》,似不应略称“或曰”,故颇以为班固实用《诗序》,但《毛诗》在班固时尚不显,因此《汉书·艺文志》也仅称“又有毛公之学”,是班固对《毛诗》所知甚少的缘故。

  (27)贾公彦《周礼注疏》说:“凡言赋者,直陈君之善恶,不假外物为喻,故云铺陈者也。”按,此《疏》“不”字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作“更”,无校,《四库全书》本作“不”,当以“不”字为是。

  (28)《士礼居丛书》本,清嘉庆黄丕烈读未见书斋刻。

  (29)韩婴撰、许维通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8页。

  (30)参见拙文:《赋的来源及其流辩》,《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31)章太炎:《检论》,《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页。

  (32)参见金德建:《古籍丛考》,《中华文史精刊》,北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52—53页。

  (33)《史记》,第3063页。

  (34)《汉书》,第2829页。

  (35)《汉书》,第2366、2367页。

  (36)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37)《汉书》,第2146页。

  (38)《汉书·邹阳传》,第2356—2357页。

  (39)《汉书》,第2353页。

  (40)《汉书》,第2208页。

  (41)《章故论衡·辨诗》,第128页。

  (42)《汉书》,第2365页。

  (43)关于《反淫》的研究,参见傅刚:《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反淫〉简说》,《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项目编号:15ZDB07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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