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瑛、薛新龙、苏丽锋

　　摘要:高端人才是推动国家科技进步的关键群体,其布局和流动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布局和流动特点的多维比较研究发现,中国高端人才呈 “中心—外围”式布局,且这一特征主要源于学者在入选人才计划前的流动。高端人才流动具有阶段性特征,在入选人才计划后,学者向外围流动的偏好较入选前有所增强,但规模有限。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区的人才困局不仅仅体现于高端人才不足,更体现于较小的研发人员队伍规模以及相对封闭的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高端人才配置效率、实施差异化的人才制度、完善既有人才管理政策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1 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

　　研究选取1999-2016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学者(简称“长江学者”)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搜索并整理样本现有职业生涯中的履历信息，最终获得2004个有效样本。对“职业生涯”的界定从学者正式获得学术聘任算起，不包括就学经历，但包括博士后研究经历，对“流动”的判定依据是雇佣关系的正式变更。为了比较人才计划入选前后学者的流动特性，以入选长江学者的年份为界，将流动划分为“人才计划入选前流动”和“人才计划入选后流动”两类。从流动规模和频次看，2004个样本中，在人才计划入选前有流动经历的学者为709人，占总样本的35.38％，人均流动次数为1.79次在人才计划入选后有流动经历的学者为226人，占总样本的11.28％，人均流动次数为1.18次。可见，中国高端人的流动尚不存在过度问题。

　　2 高端人才的职业流动分析

　　2.1空间流动路径比较

　　长江学者的空间分布呈“中心一外围”式特性从中心和外围间的流动情况看，在入选人才计划前，就职于中心区域的学者主要在区域内流动其次是向境外流动，但在入选人才计划后，学者在中心范围内环流或向外围流动的比例提升，如图4所示。就职于外围区域的学者在人才计划入选前后向中心区域流动的比例变化不大，但入选人才计划后，在外围区域内环流的比例明显提升。尽管中国的科技发展己经取得显著成就，科研资源配置状况也逐步改善，但国内知识体系的“中心一外围”态势还将长期存在。对初职者而言，向国内与国际知识系统中心的流动可以极大地促进其职业成长，因此去知识系统中心是学者在入选人才计划前的主要流向。但在入选人才计划后学者已发展为科技精英，完成了由知识接收者向知识传播者甚至知识生产者角色的转变，其中知识生产者可能偏好于在中心集聚，因为中心区域资源丰富会更有利于知识生产，而知识传播者则偏好于向外围扩散或在外围区域内环流。

　　在流动决策的影响下，中国高端人才在初职入选人计划时以及末职3个不同职业阶段的区域分布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在初次就业时，仅有32％的长江学者集聚于中心区域，而在外围区域就职的学者为49％；在入选人才计划时，中心区域就职学者达65％，而外围区域就职学者的比重下降至35％；尽管入选人才计划之后，学者流动偏好较之前有所变化，但因流动规模总体有限，因而并未改变长江学者在空间上的“中心一外围”式布局。

　　从具体区域流动情况看，华北和华东地区的人才流动规模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绝大部分地区的区域内流动占比在人才计划入选后都有所提升，尤其是华东地区，入选人才计划后50％的流动发生于区域内部，呈现明显的人才环流特性见表3。从净流入情况看，东北地区面临严峻的“人才损失”，人才净流入均为负数；学者在入选人才计划前对华北地区偏好强烈，呈现较高的流入净值，但入选人才计划后，该地区有着较高的流出规模；华东地区是人才竞争中的最大受益者在各阶段流动中均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流入净值；西北地区人才计划入选者的流出和流入规模都常有限，这与该地区高端人才绝对数量较少以及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相对封闭有关。

　　可以看出，不同区域内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开放水平不尽相同。越是经济发达的区域，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越是开放，并逐步形成了区域内的人才环流，而越是经济落后的区域，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越是封闭，也更容易出现“人才损失”。由于中国区域科技发展水平并不均衡，越是靠近中心的区域，越是有更多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交流机会，因而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也愈加开放，相关制度更加健全和灵活，更便于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高端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越是处于边缘的区域，高端人才发展机会相对较少，机构对人才的激励性措施也往往不足，为了防止人才流失，部分机构会选择利用行政手段来“保护”高端人才资源，从而形成相对封闭的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

　　2.2机构流动路径比较

　　中国高端人在机构层面呈现“中心ー外围”式布局，根据机构声望，研究将学者的任职机构分为3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中心机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次中心机构，其他机构统称为外围机构。据此，流动可被划分为3类，即向心流动、平行流动和离心流动。因境内外之间的流动不具这样的分类特征，在统计时未予考虑。

　　从机构间流动路径看，学者在人才计划入选前总体以向心流动为主，伴之以一定规模的平行流动，离心流动最少；但在入选人才计划后，离心流动占比大幅提高，平行流动略有増加，而向心流动占比大幅下降，如图6所示。分析就职于不同类型机构学者的流动路径可以看出，在中心机构就职的学者在入选人才计划前主要在中心范围内流动，但在入选人才计划后离心流动的占比明显提升。就职于非中心机构学者在各阶段的流动都主要以向心流动为主，特别是在入选人才计划前，非中心机构就职学者已大规模地向中心流动和集聚。

　　从人才成长规律看，在入选人才计划之前学者主要处于学术系统的中下层，学术话语权相对有限，为了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参与科研活动增强学术影响力，需要在具有更高声望和地位的中心机构就职。而在入选人才计划之后，已拥有学术话语权的学者成为前沿知识的开创者和传播者，因而机构声望对流动决策的影响力会减弱，学者从中心机构向外围回流的比例明显提升。

　　2.3流动与科研产出

　　科研成果是人才配置效率的重要衡量指标。提取职业生涯中只有一次流动经历的长江学者样本，以流动年份为界，观察其流动前后10年所取得的高层次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质量英文发表( SSCI/SCI收录论文)与高质量中文发表( CSSCI期刊论文)情况，可以看出在入选人才计划后流动的学者，流动当年的人均课题获批数达到顶峰，之后经历一个研究周期后再次攀升。从长期趋势看，学者流动后的课题获批情况较流动前有小幅下降，如图7所示。对于在入选人才计划前流动的学者，流动之后的第4年人均课题获批数达到顶峰。从长期趋势看，因流动发生时学者的职业生涯尚处于爬坡期，因而流动后的课题获批情况总体优于流动之前。

　　从成果发表情况看，在入选人才计划后流动的学者，在流动前会有一个高质量成果发表的高峰期，特别是在英文高质量成果发表方面更加明显，如图8～9所示。在流动之后，学者高质量成果产出总体下降，中文发表下降趋势尤为明显。而在入选人才计划前流动的学者，高质量成果发表数量在流动之后依然会保持增长态势，这主要源于学者学术职业的成长需要，且在流动发生9年之后，其高质量成果发表水平已与入选人才计划后流动的学者相当。

　　为了获得更高的科研效益，机构是该引进已入选人才计划的高端人才?还是尚未入选的潜力型学者?总体而言，与尚未入选的学者相比，已入选人才计划的学者在各个方面都具有更加丰富的科研产出，因而能够给流入机构带来“立竿见影”的科研收益。然而从长期看，高端学者在入选人才计划后的科研产出总体呈下降趋势，最终将被成长态势良好的潜力型学者赶超。因此，如果引进尚未入选人才计划的潜力型学者，且保障其不再流动的话，那流入机构将从学者学术职业成长中获得更多的科研收益。然而识别和挽留潜力型学者具有较高的机会风险，因此机构往往更愿意引入已具有“头衔”的高端人，尽管这样常常需要消耗机构巨额的成本。

　　3 高端人才布局与流动的内在逻辑

　　中国高端人才布局呈现出“中心一外围”式特性，学者在入选人才计划前即完成了从外围向中心的流动和集聚，推进了人才资源在中心和外围间的差异化布局。那么，该如何解释中国高端人才布局与流动中的特征与规律？高端人才布局和流动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3.1中心与外围:高端人才布局的形成机理

　　中心一外围”理论指出，任何一个学术系统都存在中心和外围之分。就人才布局而言，研究表明，华北和华东是中国空间层面的知识系统中心，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是机构层面的知识系统中心，这一布局特征的形成与中国区域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差异化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高端人才的区域布局是中国区域经济梯队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体来说，人才分布遵循经济分布法则，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不仅影响着各个地区的人才“流量”，也会影响各个地区的人才“产量”，进而决定着地区人才的总体模和质量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区域层面实行梯队化的发展战略，造成当前区域经济呈“橄榄型”发展态势，既有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地区，也有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转型阶段的落后地区，呈现较大的发展差异，因而人才布局在区域层面也呈现出“中心一外围”式的典型特征。

　　其次，高端人才的机构布局适应于中国高等教育层次化的发展需要。“中心一外围”理论强调任何一个学术系统都是一座金字塔，在这一金字塔中既有处于顶尖位置的中心大学，也有处于边缘位置服务于各种需要的其他院校。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取得显著性成就，但仍然处于全球学术系统的外围，距离世界一流水平依然有一定差距。面对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满足国内大众化发展需求的双重任务，层次化发展是新形势下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些承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任务的高校处于学术系统的中心，有着更充足的资金投入、更优质的研发环境和团队资源，因而也成为高端人才资源布局的中心。而其他为数众多的高校，承担知识传播和普及高等教育的功能，尚未达到追求世界一流的条件，相对而言处于高端人才布局的外围。

　　3.2孔雀东南飞:高端人才流动的动因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中国高端人才的流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学者从外围向中心区域的集聚被生动地形容为“孔雀东南飞”。研究表明，当前中国高端人才流动并不存在过度问題，但区域和机构间的失衡问题突出，集中体现在学者在入选人才计划前由外围向中心的大规模流动。这说明高端人才的“中心集聚”主要形成于学者获得“头衔”之前，在入选人才计划之后，无论是区域层面还是机构层面，学者从中心向外围扩散的比例不同程度都有提升，但流动规模十分有限。因此，高端人才流动具有阶段性特点，而“携帽子流动”并不是引起中国高端人才“中心一外围”式布局的真正原因。

　　“推拉理论”指出，人才流动是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会受到制度障、乡土情结等中间障碍因素的影响。对科技人才而言，经济及个体职业发展机会是影响人才流动的主要推力和拉力因素。在任何一个学术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区域和机构往往具有深厚的累积发展优势，能够提供更优厚的薪酬待遇以及更优质的职业发展平台，这对尚处于学术系统中下层的学者而言，无疑具有强大的拉力因而在入选人才计划前，高端人才由外围向中心大范围流动和集聚，推动了人才“中心一外围”式布局的形成。在入选人才计划后，受国家政策和合同聘期等因素的影响，高端人才流动的政策门槛被提高，中间障碍因素增强，流动规模总体受限，同时经济及组织声望对已处于学术系统顶端的人才流动的影响力减弱，在乡土情结影响下外围的拉力因素增强，学者从中心向外围回流的意愿提升，流动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3.3外围的困扰:中西部与东北部等地区的困境探析

　　中国高端人才的差异化布局和流动引起社会各界热议，“中西部危机”“东北部困境”等代表着社会对中国部分欠发达地区高端人才队伍建设的深深焦虑。研究表明，与中心地区相比，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确实面临着较为严峻的人才困局这不仅仅表现在相对有限的高端人才队伍规模上，更突出地体现于当地整体偏低的R＆D从业人员队伍规模水平以及相对封闭的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国际“人才环流”理论强调人才流动的利益共享机制，认为“缄默知识”只有通过“人”的流动才能实现传播和扩散，人才流动的“地区主义”反而对科技进步有不利影响。为了防止人才流失中国政府轮番施策限制人才从中西部和东北部等欠发达地区流出，而处于外围区域的机构也通过抬高流出门槛来限制人才流动，企图用行政手段来“保护”高端人才资源。但这些政策在抑制高端人才外流的同时，也会影响学者向这些地区和机构的流入决策，有出现政策失灵的风险，反而不利于当地的人才队伍建设，也不利于先进知识的传播和扩散。

　　阿特巴赫的“中心一外围”理论对外围地区的学术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外围对中心的依附性发展难以改变，因而外围地区的边缘地位也很难扭转。但与阿特巴赫所描述的世界学术体系不同，中国外围地区并没有形成对中心地区的依附关系，再加上政府明确的扶持政策只要找准痛点，精准施策，中国中西部与东北部等欠发达地区走出“人才困境”就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

　　4 总结与启示

　　研究表明，中国高端人才的“中心外围”式布局是区域经济和高等教育梯队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且主要形成于学者在入选人计划前的流动。中西部与东北部等地区的人才困境不仅体现在高

　　端人才资源的匮乏上，同时也受当地R＆D从业人员规模偏低和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相对封闭的影响。新形势下，中国高端人才资源的规模依然不足，配置也待优化，质量与公平将是新时期中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以及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中国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入结构优化和质量发展。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

　　(1)坚持人才强国战略，持续提升高端人队伍的规模水平。首先，根据全球经济形势和国际人才流动规律，利用海外人才来华“绿色通道”和科研管理“政策特区”，吸引和保留更多的国际科技人才来华工作；其次，加强与中国海外科技人才的沟通交流，彰显国家实力和母国情怀，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学成归国；最后，注重本土培养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培育一批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本土高端人才。(2)优化资源配置，以差别化的人才政策引导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有序流动。一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争，要保障中心区域和高校的人才供给，将优势人才资源集中起来，冲击全球科技研发和高等教育系统的高地；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均衡发展的合理需求，要缩小地区和组织间人才资源配置的差异，利用差别化的人才政策，扶持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区的科技发展。首先，针对已在这些地区就职的科研人员，根据人才所处层次及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了解人才需求，采取差别化的人才政策，以减少各个梯队人才的流失；其次，支持边缘地区开展特色学科建设，吸引当地培养的人才就近择业，同时吸引中心地区从事这些特色学科领域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流入，并通过倾斜性资源配置和保障政策促进其职业发展；再次，推进高端人才的综合性评价，将支持边缘地区的科技发展情况纳入高端人才综合评价体系；最后，强化对中心地区成熟型学者的流动引导，选派一批就职于中心区域的高端人支持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区的科技发展，以充分发挥其知识传播与示范引领作用。

　　研究还发现，与尚未入选人才计划的学者相比，已入选人才计划的学者虽然能够给流入机构带来更高的即时收益，但从长期发展看，入选人才计划之后，学者的科研产出呈下滑态势，流动所带来的长远收益不及尚未获得“头衔”但职业处于爬坡期的高端人才。因此，机构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应理性甄别各类人才，在注重对已入选人才计划学者引进的同时，也要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成长型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