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永东（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司法不公本质上是一个司法信用缺失的问题，而司法信用的缺失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司法权威性的消解。法家的法律信用、司法信用理论对今日的司法改革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

　　□法家将治国的重点和政治的起点放在“治吏”上。这是有启发意义的，中国当今的基层官员队伍庞大，他们代表政府直面群众，其一言一行都关乎政府形象与群众利益。治官应当从基层开始，它是政治的根基和法治的起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可见，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动态体系，是当前和今后我国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略。它不仅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还会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

　　今天是历史的延续。正如文化具有传承性和创新性一样，法治也是如此。今天的法治同样是在继承中又加以创造的产物。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也是提倡以“法治”手段治理国家的学术流派，这表现在其“缘法而治”的理论体系之中。法家认为，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法家经常用“治”和“乱”来表述社会的和谐与不和谐状态。如商鞅就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意思是以法治国则会使国家大治，否则就会导致国家混乱、社会失和。可以说，在追求社会和谐的目标上，法家与儒家是一致的，但与儒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采用的手段方面，儒家认为靠德治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法家则强调法治的唯一性。根据法家的表述，“缘法而治”包括明法尊法、责任行政、刑无等级、强化监督、破私任法等方面，下面分别论述。

　　明法尊法

　　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指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明法”是指使法律明白易晓。这是针对立法而言的，好的立法应当让普通民众明白易晓，而不是晦涩难懂。韩非又说：“法分明，则贤不能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这里的“法分明”也是明法的意思。大家明白了法律规定，也就能把握自己的利益边界，如此则强者不能侵犯弱者、多数人不能欺负少数人，因为法律已经划定了“群己权界”，越界则会受罚。

　　“尊法”也是法家一再强调的，主要包括如下两层含义：一是指官员、君主和普通百姓都要尊崇法律；二是指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的权威高于君主的权威。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管子曾说：“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就是说不能因为君主的私欲而改变法令，法令的地位高于君主。因此，不光是普通百姓，官员、君主也要尊重法律。君主应当“置法以自治”，即君主在立法之后带头守法，自觉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此一来，“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这就是说，国家和谐稳定的前提是君臣上下与普通百姓都服从法律、依法办事。商鞅也说：“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这就是说，英明的君主必须带头遵守法律，将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纳入法律的轨道，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治之至也”的为政目标，亦即走向国家大治与社会和谐。

　　在法家看来，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其权威性高于君主的权威性。法律的权威性除了来源于法律的公正性之外，还来源于法律的信用性。法律的信用性要通过“信赏必罚”的司法途径来实现。史载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就反映了法家注重法律信用的立场。韩非说：“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其中暗含了信用司法是法律实施之前提条件的意思在内。应该说，是法家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将信用作为一种法律主张明确提了出来，并作为对各级官员的一种法律要求。没有法律信用，就没有法律权威；没有司法信用，也就没有司法权威。法家所讲的“信赏必罚”就是司法信用问题，该罚的一定要罚，司法人员应当秉公司法，不能徇私枉法，否则司法不公将极大地损害司法威信，也必将损害整个法律体系的信用性和权威性。司法不公本质上是一个司法信用缺失的问题，而司法信用的缺失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司法权威性的消解。因此，法家的法律信用、司法信用理论才对我们今日的司法改革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

　　责任行政

　　责任行政的理论要求行政执法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为此，贯彻法家思想的秦朝制定了完善的监察制度，对行政执法进行严密的监察，对执法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法家提倡“明主治吏不治民”（实际意思是治吏重于治民），要求将整治官员作风纳入法治化轨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吏”是当时的底层官员（高层官员称“官”），数量庞大，又与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其作风如何直接影响到官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也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法家才将治国的重点和政治的起点放在“治吏”上。这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中国当今的基层官员队伍庞大，他们代表政府直面群众，其一言一行都关乎政府形象与群众利益，即使一个最低级的管理人员如果欺上瞒下、谎话连篇，毫无诚信可言，大搞权力寻租、中饱私囊，都会给单位、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害，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治官应当从基层开始，它是政治的根基和法治的起点。

　　韩非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奉法”即执法，句意谓执法者坚定地依法办事，国家就会强盛；执法者不能坚定地依法办事，国家就会衰弱。依法办事是任何一个行政执法人员的职责所在，如果没有做到就是没有尽职尽责，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行政的观念可视为后世“责任政府”理论的滥觞。

　　强化监督

　　商鞅说：“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是说，国家的混乱失和，不是因为法律混乱，亦非因为有法不用，而是因为缺少一种使法律必行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什么呢？根据其一贯论述，可推知此种办法包括秉公执法、信赏必罚、加强监督等等。尤其是在加强监督方面，法家颇为重视，如韩非强调“明主治吏不治民”，又强调“循名责实”“守法责成以立功”，都有重视监督的意思。确实，治吏的关键还在于监督，无监督的权力必被滥用，从而破坏法治。因此，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秦帝国就开创了监察制度，监察百官，以防止权力滥用、法纪荡然。

　　这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理论也有近似之处。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千古不变的规律。法家思想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权力一旦与人的自利之性相结合而未受到有效监督制约，将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因此，强化监督制约，努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便成了防止权力任性、遏制权力腐败的必然选择。

　　刑无等级

　　商鞅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可见，所谓“刑无等级”是指刑罚的适用不会因为人的等级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任何人只要触犯国法都会受到追究。这体现了一种罕见的司法平等精神，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韩非指出：“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这是说国家治理好的关键在于严格依法办事、赏罚公正，如果执法者阿附权贵则会削弱、祸乱国家。君主要深明此理，消除私心，秉公执法。韩非另外又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都阐明了司法平等、赏罚公正的思想。

　　破私任法

　　商鞅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释法”是指放弃秉公执法或公正司法的原则。句意谓君主放弃法治原则而以私心私欲左右法律的实施（包括执法、司法等等），则会导致社会混乱失和。因此，对执法者或司法者（当时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来说，必须破除私心、依法办事，才能有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

　　韩非说：“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官吏的职责在于“平法”，即维护法律的公平，因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公平，只有公平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此处的公平就包括了司法公平在内。官吏公平执法、公正司法的前提是自身必须无私，如果让私心私欲干扰执法、司法，法律的公平也就荡然无存。这就涉及到执法者、司法者的个人修养问题了。

　　对于掌握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君主来说，更应当有最高修养，在立法、司法过程中排除私情私欲的影响，明白“私意行则国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私者所以乱法”的道理，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法家认为，法律代表了公义，它与私利相对立，如果执法者、司法者以私心行法则有损于公义，其后果更甚于无法。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提倡“以法治国”的学派，其思想虽与今日“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在内涵上有别，但在目标上有一定的近似性，那就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治国手段上也有形式上的近似性，即通过“法治”（与今日法治的内涵有所不同）手段达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站在今日的立场上看，法家的“法治”说至少包括了完善立法（“法与时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律教育（“以法为教”）、法律监督和司法、执法队伍建设等内容，在当时来说是一种较为全面的法治理论体系。其中的许多主张可以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其中也不乏糟粕。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以实现法家“法治”与现代法治的有机衔接，从而使古老的法家“法治”理论焕发出现代生命力，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