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周来（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美]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好的经济学》）一书，试图从美国社会中移民与自由贸易所得收益在区域和阶层中分配极度不均，以及信息时代新媒体“回音壁”效应如何加速社会与政党的分裂等方面，去分析特朗普得以当选美国总统的时代困境。著作还在反思传统主流经济学缺陷基础之上，就我们时代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

　　《好的经济学》运用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美国政治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极化的

　　按《好的经济学》一书中的说法，特朗普之所以在2016年当选，并在2020年大选中掀起如此大的风暴，就是因为他利用并扩大了美国社会在种族与党派上的对立。特朗普的出现，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物。《好的经济学》一书，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美国政治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极化的。

　　首先从传统主流经济学“偏好”这一概念说起。所谓“偏好”，就是一个人在掌握了可能需要的一切信息后，依然倾向于的那个选择。如果真是这样，则意味着社会中秉持中间立场的人总是大多数，且社会不会被分裂成两个极端。这也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社会偏好”基础。

　　然而，《好的经济学》一书，则运用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行为经济学成果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多重人格，每种人格都代表一种偏好。而最终哪种偏好在特定情境下占上风，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或者说，社会环境在决定我们的偏好，并持续塑造我们的偏好。美国的政治生态变化，恰好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社会，黑人、少数族裔人群甚至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曾长期处于被歧视以及被各种政治和社会安排所排斥的地位，比如，没有投票权，公交车上只能坐后排座位等。是这种大环境，造就了白人的偏好：公开的赤裸裸的自身优越感及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排斥。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平权运动，先是从制度安排层面废除了歧视，接着从社会政策与文化层面推出了旨在促进平等与融合的诸多举措。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以奥巴马当选总统为标志，证明了平权运动是卓有成效的。而从塑造社会“偏好”的角度看，当族群平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时，这一过程压抑了白人对其他族裔的歧视与排斥，并逐渐使这一“偏好”日渐式微。

　　但是，由于自由贸易与移民政策造成的不平等加剧，使得庞大的白人失意者群体，对少数裔尤其是源源不断涌入的新移民的焦虑，转化为日益增强的不满甚至愤怒。即使如此，在强调“政治正确性”环境中，他们也不敢公然公开表达。只是从新世纪以来，在美国政客的操纵下，并借助舆论及新媒体的发展，“白人优先”这一社会偏好重新“被塑造、被强化”，同时引发两党政治分裂并走向极端。

　　“罗伯斯山洞”实验表明制造内部分裂是很容易的

　　行为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罗伯斯山洞”(Robbers Cave)实验——类似的实验后来被重复过很多次。经济学家邀请二十名青少年男孩到俄克拉何马的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参加一个夏令营。到营地后，男孩被划分为两组，并分别被冠以“老鹰”“猎豹”组名。实验组从拔河比赛开始，一点点被引导演变为抢夺水源地这样的竞争。一段时间后，原来毫无关系的两组男孩，在明知道活动不过是组织方安排的游戏情况下，依然各自在内部建立起亲密关系，而与另外一组关系则越来越敌对，最后发展到相互侮辱、殴打与破坏财物。

　　正如《好的经济学》一书所言，“罗伯斯山洞”实验表明，要在一个国家内部制造分裂是非常容易的：只需要把人群按某个标准进行“标签化”，就会立即激发起彼此之间“非我族类”的敌对情绪；如果再进行适当程度的挑拨，“非我族类”的情绪很快就可能发展到“其必诛之”的仇恨。

　　自新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就经历了各种“标签化”带来的从分裂到敌对的过程。具有民粹倾向的竞选者为了获得支持，“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性别的敌意”，而其竞选对手往往避开问题本身、去简单指责前者及其支持者是“种族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学界与媒体则公开讨论所谓“文明的冲突”，公开讨论“移民是否拿走了我们的工作，还威胁到白人生存”“要不要在美墨边境建立起一堵墙”等话题。在这种政治与舆论环境下，原本和谐相处的大社会，迅速分化成内部抱团而彼此不信任甚至恐惧的小族群。更可怕的是，在政客与舆论的“鼓励”下，原来在“政治正确性”氛围下“不敢表达的某些观点的公开表达变得正当化”，使得恐惧与敌意向全社会弥漫。

　　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上新媒体造成的“回音壁”效应，再度放大并加速了社会与政党的分裂。

　　“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

　　如何走出制造出特朗普这类政治人物的“艰难时世”，也是《好的经济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因为“很多政策都是站在好经济学或坏经济学的肩膀之上”，因此，走出“艰难时世”必须呼唤“好的经济学”。

　　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书中并没有给出逻辑上的说法。但是，我特别注意到，在结论部分，两位经济学家以例证形式列举什么是“坏经济学”，且认为“坏经济学”必须对“艰难时世”负部分责任。书中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坏经济学支撑了对富人的慷慨施舍和对福利计划的压缩，宣扬了政府无能腐败及穷人懒惰的观念。一方面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又导致穷人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懒惰。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僵局。狭隘的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更快的增长无处不在。只是需要人们变得更加努力，且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盲目的经济学忽视了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的爆发式扩大，随之而来的社会分裂的加剧，以及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从而推迟了应有的行动，以致可能无法挽回”。

　　该书同样未能对如何构建好的经济学提出系统答案，但我同意两位作者最后的观点：构建起“好的经济学”不仅要靠学院派经济学家，还要面向我们所有人；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智、更人道的世界，还由于“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