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背景下，由地方政府主要首长出面担任产业链供应链的“链长”，帮助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链主”）协调产业链治理，是新形势下产业政策转型的主要任务和特征，既关系到中国企业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也关系到政府职能的新转变。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不仅要资金扶持，更需要政策、技术和管理技能的支持。为此应强化政府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和服务模式。

　　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标志着“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个已流行多年的词汇跨出经济范畴，首次成为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议题，同时意味着它已经成为理论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重大产业经济问题。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加快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补链强链专项行动，是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错综复杂，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已突出表现为要在全球化运作的产业链中，重点解决某些核心技术、关键环节和重要产品设备的“补短板”问题，亟须依据“短边规则”效应拉长产业瓶颈环节，实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加快供给侧的补链强链专项行动，解决这些瓶颈和短板问题，不但会导致产业链中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受困，经济增长迟滞，更重要的是不利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或培育具有“小巨人”特征的中小企业和各种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隐形冠军”，是针对供给侧的补链强链的具体举措，是在新发展阶段运用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行动。

　　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过去，为了尽快走出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我们设定了增长赶超的目标和步骤，增加生产能力和产出品供给以满足人们需求是第一任务，这个时候经济政策追求的是发展速度，“多少”问题最重要，质量和效率问题并不是放在第一位考虑的。进入新发展阶段，“多与少”的选择被“好与坏”的选择替代，国家政策优先追求的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因而大力发展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等四大特征的中小企业，就可能成为新发展阶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个阶段，人们更加追求“时尚、个性、多元”的消费产品，企业要满足多样性和多变性的需求，就必须改变大规模、小批量、少品种、低成本、低质量的生产方式，而代之以小批量、多品种、高质量的生产方式与之适应，因而不仅产出要求专业、精细、特色和新颖，产业组织的形式也会流行各种“小而美”的中小企业。

　　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以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为例。在过去的发展阶段，技术引进、学习模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之一，中国企业擅长的是形成超级生产能力而不是创新能力，习惯了做国外现成的、研发设计好了的国际订单。在新发展阶段，某些核心技术、关键环节和重要产品设备的供给成为“卡脖子”的主要来源，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时，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也要求我们把学习模仿型发展道路转换为创新驱动型发展道路。这时运用创新发展的理念去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就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再如，在过去的发展阶段，我们主要运用产业政策寻找主导产业重点支持某些行业、地区和企业。这意味着对另外一些地区、行业和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友好。在新发展阶段，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要实现不同产业部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发展条件的不均衡问题，从而实现全面协调均衡发展。如运用协调发展的理念，协调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发展关系，平等这些企业之间的竞争条件，让过去受到忽视的、具有“小巨人”特征的“专精特新”的民营中小企业，得到充分自主的发展空间。

　　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培育小而美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亟待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在产业政策上，是继续沿用过去政府挑选输家与赢家并差别化对待的办法，还是顺应国内外形势的要求，运用“链长制”由“链长”帮助产业链上的“链主”完善治理结构，协调好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安全稳定？实践证明，仅仅运用各种方法评出上榜企业并给予相应奖励，这对政府来说并不是难事，真正难的是作为“链长”的各级政府，如何转变对中小企业培育工作的重心，推动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也称之为“链主”）牵头来梳理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推动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的结合，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重大重塑的背景下，由地方政府主要首长出面担任产业链供应链的“链长”，帮助“链主”协调产业链治理，是新形势下产业政策转型的主要任务和特征，既关系到中国企业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也关系到政府职能的新转变。

　　第二，在产业组织政策上，与其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奖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倒不如撮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巩固的技术经济联系，以及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建设示范区。我们最近的调研表明，在支持政策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更希望政府出面为其牵线搭桥，建立与大中企业之间的联系机制。这种做法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来说，支持力度更大，也更实惠，更具发展空间。另外，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撮合大中小企业的融合也是不够的，还要运用市场行为和手段来建立大中小企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如政府可以积极主动去建立各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示范区，引导形成中小企业的产业集聚效应，这自然就会引来一些大企业的关注和形成纵向联合。如2005年左右起步的江苏太仓德资工业园，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中小德资企业聚集区，吸引了大量大型欧洲企业前来寻找配套合作。

　　第三，要鼓励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发挥政策计算器的服务功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不仅要资金扶持，更需要政策、技术和管理技能的支持。为此应强化政府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和服务模式。现在各地中小企业服务机构都是等待企业找上门来服务。这种被动服务方式是不够的，急需要转化为主动服务模式。苏州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它们一方面大力建设无纸化、非接触式企业网上申报系统，另一方面力推政策计算器服务，从中小企业进驻园区起，就根据企业特性和要求，进行智能化的政策匹配，将符合企业的优惠政策精准推送给企业，并主动为企业提供各类申报服务。通过这种主动服务，政府可以积累大量的企业服务大数据，据此建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实现中小企业融资征信、技术转让、信息交换、研发合作、大中小企业配套融通等服务功能。

　　第四，建立扶持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资金池，完善融资风险承担机制。对于主攻小众市场和“利基”市场的“专精特新”企业来说，因对其特殊技术和专用设备投资的市场识别度小，可抵押的资产少，因而融资普遍较为困难，亟须发展多形式的融资方式和风险承担机制。我们觉得这方面可以学习苏州相城区的经验，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设计不同的贷款产品；然后由省、市、开发区共同出资，建立面向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资金池，对应不同的贷款风险承担比例；最后通过基于企业平台数据的审核发放贷款，对于高科技的风险企业，资金池最高的贷款风险承担比例可以高达90%。据统计，截至2021年8月底，科创板300多家上司公司中，来自苏州市的上市公司与北京上海同处于中国第一方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苏州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制度创新，大大克服了“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中的资金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