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武英

　　2021年，世界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衰退中曲折复苏，主要发达经济体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一系列问题。随着11月美联储开始缩减购债规模，尽管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未来一段时间仍将较为宽松，但最为宽松的阶段已经过去，为应对疫情冲击的资本盛宴开始退场，市场对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正在形成。

　　当前，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结构型通胀困扰，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已达40年来最高，全球需求则因一些经济体的经济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而降温，且疫情反复带来的不确定性始终难以消除，可能拖累2022年增长预期。在抗通胀压力下，为确保经济软着陆，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速度有加快的迹象，以便在不影响经济周期的情况下控制通胀。因此，尽管此次市场因早有预期而避免过度反应，但美联储货币调整的溢出效应仍无法忽略。

　　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除中国外，新兴经济体的整体非居民资金流入在11月底已出现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负值，未来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资本外流冲击。尤其是当2022年美联储开始加息后，市场风险将逐步释放，更为强势的美元将对新兴市场货币产生较大压力，新兴市场资产也将面临阶段性调整风险，同时将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相对弱势的新兴经济体首当其冲。

　　面对高通胀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风险，一些新兴经济体率先加息，但过早过快加息抑制了经济复苏。在2021年连续七次加息后，巴西三季度出现技术性衰退，通胀却仍高达两位数，2022年面临滞胀风险，这加大了其未来应对更多流动性压力的难度。另有一些新兴经济体仿效发达经济体在疫情危机到来之时实施量化宽松，未来退出也需防范市场震荡。

　　从政策调整对美国自身影响来看，目前其债券市场收益率已经较高，未来仍有可能上升。且如果美联储开始加息，全球流动性收紧和风险资产波动加大，处于高位的美国股市可能面临回调。而资产市场调整、财富效应消失、房地产挤泡沫，都可能拖累美国实体经济，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增长。

　　当然，目前全球货币政策仍处于一个难得的窗口期。至今，美联储尚未真正开始紧缩，流动性依然充裕，拐点尚未到来。由于利率处于极低水平，即便美联储开始加息，至少2022年上半年货币政策仍将非常宽松。从上一轮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看，除非不得已，美联储加息幅度不会太大，这可能使美国内外利差不会过度缩小。对于已经习惯“大水漫灌”的美国金融体系而言，利率水平略高就会造成市场“不适应”。此外，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均无全面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时间表，已经开始加息的英国央行尚未完成缩减购债。

　　从这个角度看，其他经济体完全可以用好这段窗口期，做好前瞻性政策安排，提高经济韧性和活力，降低未来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可能带来的冲击。由于疫情控制较好，中国经济复苏势头较全球其他地区更强。与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央行相比，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更大，可以审慎灵活用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形成更多支持，以抵御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