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出版社工作人员是做书的人，本应该最为爱书才是，所谓干一行爱一行。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经常讲这样一件我亲历的事，有一次，我从书店抱回一捆书，碰到一个某出版社的编辑，他张着困惑的眼睛不无惊诧地问：“你买这么多书干什么呀？我们自己天天出书，你还要买书？”他那神情就仿佛我们是生产糖果的，你还买糖果吗？甚而至于，我们是生产糖果的，一闻到糖果味就皱眉头，你还买那么多糖果？有文化的人粪土文化，出版界中不少人，因为天天和书打交道，就像糖果工厂的工人天天和糖果打交道，他们对书已经十分麻木。他们生产书就像工人生产糖果一样，只是一种为了谋生而从事的劳动，根本谈不上什么对文化的敬畏，也谈不上有什么创造的激情，千万别指望他们买书。出版人这样，作为知识界主体的高校教授、社科院学者和文联的作家又如何呢？情况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好。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最瞧不起知识分子，也瞧不上知识，当然，他们更瞧不起正在努力获取知识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某些人心中的梦，大约是既有知识又有权力又有金钱吧。
应该说，有的教授、学者、作家是买书的。但是，我也到过不少教授、学者、作家的家，在他们的书房呆过，实际的情况是，他们大多读的是同行或仰慕者的赠书。一个既是教授、学者又是作家的先生，就在我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过，他赠书赠刊都看不过来了，所以从不买书。他们的研究，因为所在单位图书馆设施的齐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图书馆的。他们甚至可以不去图书馆，只要让他们的助手或学生去把需要的书搬来就行。钱锺书是个大学者了，他一生用过多少书？估计难以统计。他说，他都是靠图书馆搞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指望教授、学者、作家们成为我们的购书主体呢？
一般情况下，人们缺少什么就追求什么。老百姓觉得自己最缺少的是文化（其实，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也不一定都有什么精深文化，因为他们在文化单位工作，所以造成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是垄断文化的人，就像生产糖果的工人感觉自己拥有最多的糖果一样。他们的理性甚至不如印钞工厂的工人，我相信印钞工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最有钱的人），没文化的人尊敬文化人，尊敬文化，所以，他们心中对书本怀有神圣的敬畏感。他们一有闲钱就买书，一有闲暇就读书。当然，他们中也有相对功利的，觉得自己的状况不是那么好，要改变现状，他们没有既有知识又有权力还有金钱的人做背景，只能自我奋斗，靠读书改变自己的现状甚至自己的命运。他们中很多还是在校学生，学生有着天然的强烈的求知欲，就像青春期的孩子对各种营养素的渴求。他们中一些年龄稍大的人，也许自己不怎么读书了，但渴望孩子成材，因此他们要鼓励孩子买书，为孩子买书。他们也爱护书。我有一些不是在文化单位而是在民间的喜欢读书的朋友，他们藏书多多，书在他们家也享受到了较好的待遇。早些年，这些人买了书，往往要用牛皮纸把书包好了再读。这些年，他们多为书做了很好的书橱。他们很认真地把书归类，随便问哪一本书，如果家里有，可以立即将其找到。如果你到社科院或其他专业学者的办公室或者家中，虽然也有人把书摆得有条不紊，但大多时候可见他们的书堆得到处都是。我就见过不少这样的学者。
当年，毛泽东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他说的是阶级立场问题，但将其套用过来，来衡量我们的出书方向，同样也有警醒作用。对这个问题判断是否准确，关系到我们向什么样的出版物倾斜，甚至关系到我们图书的用纸和订价。不能说知识界都不买书，但相对而言他们要少买，就算他们一夜之间都阔气起来了，放弃了图书馆，纷纷买书，但就总体来说，知识界仍然是“少数派”，而普通老百姓才是“多数派”，这就像办一本刊物，面向学生的刊物肯定比面向老师的刊物要有更多的读者。
当然，主体范围确定之后，也有一个细化的问题。但这是在大前提确定后的小问题。如果没有确定这个方向问题，具体的细化也无从下手。面向谁或主要面向谁，这不仅是出版人的良知问题，也是出版社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刻思考和充分重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