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以■代表）：我们获悉赵毅衡先生主编的“海外流散文学”丛书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应该说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一直在内地文学界的关注范围之内，只是各种因素所限，我们见到的、了解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您主编这套丛书，是否有意改善这种状况？
赵毅衡（以下以□代表）：内地文坛有一种奇怪的“茶凉主义”。移居海外了，就不谈评奖等等，连候选资格都没有。2001年内地批评界评选“小说世纪梦之队”，连这种“民间活动”，一样没有海外。
台湾可以做个对比：白先勇虽然常住美国，一直被台湾文坛视为元老之一，台湾唯一的文学作品刊物《联合文学》，以长期在耶鲁任教无法脱身的郑愁予遥领主编。此外，台湾几大奖，屡次授给内地海外作者，严歌苓，王小波，虹影，还有这次我们选的赵川，都是先在台湾得奖，然后内地“重新发现”。我听到过台湾作家抗议，说胳膊肘子不能朝外。最近似乎给内地作家少了，不过至少没有关门凉茶。
内地文坛“茶凉主义”，原因不明，我希望高明指教。我只能说，这非文坛之福。当然内地文坛人才济济，本来就挤得慌。我说“非福”，指的是心态——任何以人划线，吃亏的是狭隘心理的主体。本来文坛就是见文而谈之，哪怕住同一城市，有可能长期不见面。批评家读书后觉得可谈，自然会谈。现在不同了，评家只谈朋友，选家只选朋友。甚至各大学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研究的大部分是新马菲（那里能开笔会），要不就是汤婷婷谭恩美（那是美国人重视的题目）。于是海外华文文学无人谈，要不就是特意包装对象，“曼哈顿女人”，“911婚礼”之类完全不是文学的东西。
你们各位说说，这情况是否有必要改善？
■：我们注意到，这套丛书的入选者，除了虹影和80年代初曾以诗名轰动一时的多多外，都是国内读者所不熟悉的。请问这个选择是否有特别的用意？
□：我觉得情况相反，这次我们鼓励新人不够。张宗子在散文界相当有名；万之是老《今天》，国内许多熟人；只有赵川一人，可能名字生，是近年台湾发现的新人。
如果国内读者依然“不熟悉”，原因我上面说了一半。
另一半，我应当说，是海外作家方面的原因：因为写作动力缺乏，如，国内稿费拿到海外购买力太低，而且国内批评家不愿置评，久而久之，坚持写作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坚持介绍海外文学：有益的事，总得有人做。明知不可为，也得为之。
■：海外华人中还有一部分放弃汉语，而以当地语言进行写作的作家，有的因此而成功地进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比如以短篇小说《等待》获得去年美国笔会和福克纳小说奖的哈金，以《情结》获得法国本年度费米娜奖的戴思杰。您认为他们的写作与这套丛书所选的这部分作家有什么不同？
□：正是因为我上面说的情况，许多作家就转向外语写作。你举例的是一少部分，我知道的名单长得多。这又是内地文坛的一个怪现状：外国文坛承认了，中国哪怕要翻译一道，也会报道。这些作者看准了如何把凉茶温热。
说实话，我看不出关注点上的不同，风格上的不同是显然的。外国人看现代中国的事，一复杂就头晕，弄不清1957为什么大不同于1958；弄不明白80年代与90年代的区别。我早就写到过，写给中国人看的文学，与写给外国人看的，不得不“两副笔墨”。
■：您在序言中谈到，相对于内地的文学创作，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更为纯粹；在几年前一篇同样谈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文章中，您也谈到“海外中文文学，精英色彩比国内文学界强烈得多。”能在这里具体阐释一下吗？
□：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我有时戏称为“慢性自杀”，无名可图，无利可得。纯粹是手痒难忍，故态复萌。出版困难，即使出了，批评界没有什么反应。他们想讨好读者，也够不着。连媚俗资格都被取消。那么何不图个自己痛快？
应当知道：作家，艺术家，批评家，从本性上说，是精英的，不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但是现在“精英”成了“无能”的代名词，成了“后现代社会”中的唐吉诃德。“后现代”是个数量化社会，是个“俗个名堂出来”的社会。
说老实话，我看中国比美国后现代，美国比欧洲后现代。
我坚持认为“后现代”时髦是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病。最热衷这种病态美的，是最急于赶“世界前沿时髦”的中国。
我想中国知识界，至少有些人，已经开始尝到李奥塔主张的“填平雅俗鸿沟”，滋味并不妙。但是大部分批评家不会回头，因为老百姓的口袋，洋学院的奖金，比独立思考值钱而且荣光。
文学是艺术，出版是生意；作品无价，书籍才是有价商品。学界批评界，应当跟出版界商界保持距离，不然这时代，真是儿童狂躁病世界。
■：您和虹影，一位是优秀的学者、批评家，一位是作家。这是你们伉俪第一次通过一套丛书，共同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读者眼前。请问您和虹影平时在写作上的交流多吗？是怎样进行的？ （赵毅衡：这个问题最好不回答。不太切题。我们合作编过很多书，合编的海外文选，也已经有几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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