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田汉的第一次见面，是1930年2月13日。两个人分别应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邀请，出席在上海汉口路“圣公会”秘密举行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15日又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上签写了各自的名字。1929年3月2日，在同样由中共人士牵头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鲁迅与田汉、夏衍、钱杏屯阝、洪灵菲、冯乃超、郑伯奇一同被选举为常务委员。此后，鲁迅与田汉之间便有了较为频繁的接触。
作为“左联”精神领袖的鲁迅与在影剧界以老大自居的田汉，对于“左联”所参与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都不太配合。据夏衍回忆，田汉与蒋光慈“因为很少参加飞行集会而不止一次受过批评，乃至公开警告”，“有一次在南京路示威，田汉从外滩雇了一辆黄包车从东向西，经过日升楼（示威的中心地点）被人发现了，认为他胆小，不敢上街，支部决定由孟超去警告，后来孟超说，结果是吵了一阵，因为田汉不承认这是犯了错误”。
对于鲁迅，田汉与潘汉年、周扬等人一样，并不总是表示出友好的态度。早在1930年4月，也就是田汉与鲁迅刚刚第一次见面并双双加入“左联”不久，田汉在《田汉戏曲集·第五集自序》中介绍自己的学生时，就通过借题发挥表现出对于鲁迅的挑衅和调侃：“他们至今有许多废去姓的。如廖作新君之名左明，张惠灵君之名无踪，谢岳章君之名白珂，这并不像周树人先生之名鲁迅一样是一种风流儒雅的笔名而都是出于对旧家庭的不满，乃至深恶痛绝的。”
鲁迅对于小自己17岁的田汉既有过帮忙的经历也有过不够客气的时候。南国社被查封后，转入地下的田汉曾经于1930年10月4日致信鲁迅请求帮助，鲁迅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得田汉信并致郑振铎信及译稿。……夜蒋径三来，即以田汉信并译稿托其转交郑振铎。”另据夏衍回忆，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欢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汉一个人对藤森成吉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引起鲁迅的反感，鲁迅对夏衍低声说一句“看来，又要唱戏了”，就起身退席，给田汉一个很大的难堪。
在1934年《社会月报》8月号上，刊登有鲁迅的《答曹聚仁先生信》，另外还连载有杨屯阝人的长篇报告文学《赤区归来记》，从而引出署名“绍伯”的《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一文，在1934年8月31日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这篇奇文一上来就抢占“不肯调和”的绝对天理制高点，说是“‘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接下来，绍伯便把鲁迅与“军阀”捆绑在一处，干起替死人鸣冤的勾当：“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屯阝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屯阝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屯阝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屯阝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当时的田汉正在把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为同名话剧，每写出一段便请浙江宁波籍的袁牧之译成所谓的绍兴话，以“袁梅”的署名在两个人共同主持的《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上连载。第一幕载完，田汉以《戏》周刊编辑的名义发表致鲁迅的公开信，要求鲁迅“先发表一点意见”。鲁迅于1934年11月4日写了《答〈戏〉周刊编者信》，认为《阿Q正传》的改编“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同时又借题发挥，对“绍伯”的文章予以反击：
我并无此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鲁迅所说的“买办意识”，指的是廖沫沙以林默的署名，发表在1933年7月3日《大晚报·火炬》的《论“花边文学”》，文中批评鲁迅的《倒提》一文“是买办意识”。
这封信寄出之后，鲁迅又从11月18日出版的《戏》周刊第14期上看到编辑者所写的《独白》，其中有“抱憾”鲁迅不予回信的说法。鲁迅便于当天另写一篇《寄〈戏〉周刊编者信》，说是“记得这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对于《戏》周刊发表的“几个阿Q像”，鲁迅的看法是“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并且应对方的要求寄去自己手中的10幅由陈铁耕创作的阿Q木刻画。
鲁迅寄出的两封信随后经田汉之手同时发表于11月25日的《戏》周刊第15期，他所寄出的10幅木刻画，也由《戏》周刊从第16期开始陆续刊登，只是把署名中的“铁耕”二字，误印成了“钱耕”，惹得鲁迅又写出一封《给〈戏〉周刊编者的订正信》。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鲁迅在1934年12月20日致萧军、萧红信中，应对方要求告知了田汉（陈瑜）的通讯地址，连带着还给出了关于田汉的评价：“是有名的模模糊糊。”
鲁迅的来信在《戏》周刊发表后，田汉于1935年1月28日直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同时还附寄一篇实际上是自己对自己说话的《田汉致〈戏〉周刊编者信》。在致鲁迅信中，田汉写道：
您写给《戏》周刊的信是经过我的手发出去的。当时虽觉得先生是有所指，但未加只字按语，后以说者纷纭，曾于十二月某期致编者信中涉及，卒以恐惹出更多风波作罢，原文今附上（见下页），一阅便知此事经过。总之该文虽与我有关，但既非开玩笑，也非恶意中伤，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抗议该志，实际上于先生无伤，因为谁都知道先生不是调和派。……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1935年我们的阵线需要更整齐而坚强，同志间任何意义上的误会都于工作有害。
在作为附件寄来的《田汉致〈戏〉周刊编者信》中，田汉写道：“绍伯却是我的一位亲戚（表弟），他是一个很纯洁而戆直的青年，……对于鲁迅先生他从来就很敬爱的。……为了促起鲁迅先生的注意，绍伯便写了那篇文章。……我也曾看过那篇文章，虽则很憨直的责备着贤者，却丝毫没有中伤鲁迅先生或曲解他的论点之处。”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绍伯”的文章即使不是田汉所写，田汉至少也有所参与。而动不动就要给自己所“敬爱”的鲁迅栽上“牺牲……青年们”的弥天大罪的“绍伯”，无论如何也与“很纯洁而戆直”挂不上钩。田汉与“绍伯”如果当真“很纯洁而戆直”并且懂得“敬爱”别人的话，完全可以自己站出来与杨屯阝人针锋相对，而不是躲藏在“战友”、“阵线”之类的神圣幌子后面利用和牺牲自己所“敬爱”的鲁迅。
收到田汉的来信，鲁迅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先在1935年1月29日的日记中记下一笔有意把田汉名字写错的“上午得田汗信”，之后又在1935年2月7日致曹靖华信中，表白自己的苦衷：
从去年以来，所谓“第三种人”的，竟露出了本相，他们帮着它的主人来压迫我们了，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屯阝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屯阝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屯阝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我终于莫名其妙，所以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
1935年12月30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再一次提到田汉：“《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这里所说的“姓沈的‘战友’”，就是笔名夏衍的共产党员沈端先。另据刘平考证，“绍伯”实有其人，他就是当时寄住在田汉家里的易绍伯，一个就读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20岁的大学生，一个连他自己的儿子易海云若干年后都认为“他不大可能写文章去批评鲁迅”的青年人。
按常理推论，易绍伯应该是田汉、夏衍等人在田汉家中拿鲁迅开玩笑时的听众，他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创作。与易绍伯一样在《大晚报·火炬》上斥骂鲁迅为“买办意识”的廖沫沙，在1927年被长沙师范开除后投奔到田汉家里住过两年，还在上海艺术大学旁听过田汉的讲课，当时依然是田汉家中的常客。基于如上事实，无论田汉是不是“绍伯”，鲁迅找《戏》周刊的田汉去算“绍伯”和“林默”的账，都应该说是没有找错人。
（摘自《影剧之王田汉》，张耀杰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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