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常为人所诟病的，一是色情，二是造谣。其实，真正专门刊登黄色内容的小报毕竟是极少数。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呢？
上海小报流行于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是一种以休闲为主、讲求趣味性的小型报纸。历经52年，总数在一千种以上。最早的小报是1897年6月24日创刊的《游戏报》，由谴责小说家李伯元主编。最后一张是1952年11月20日停办的《亦报》。这种分法自然是将解放后存在至今的政治性和文化娱乐兼有的城市晚报隔离在“小报”定义之外了。小报的类型很多，以内容划分，大致包括：文学文艺小报、综合小报、社会新闻小报、戏报、电影小报和游戏场小报等，还有少量专门讲授吃喝嫖赌经的黄色小报。小报数量虽然可观，但寿命长的并不多，不少小报只存活一两年，有的甚至几个月。寿命长的小报一般都是办得有特色有专长者，报纸内容又能在“花”（男女之事）和“骂”（揭露与互相攻讦）的分寸上掌握适度，懂节制，有弹性者。
小报常为人所诟病的，一是色情，二是造谣。其实，真正专门刊登黄色内容的小报毕竟是极少数。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呢？原因在于，小报把自己的品格定位为中下层市民文化，这就决定了它的风格必定是从俗、从下。小报不谈国事，专载道听途说的闾巷传闻，造谣的嫌疑就在所难免；消闲本身与黄色小报所鼓吹的享乐主义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色情气息若隐若现于文字之中也是必然的。
小报是近现代市民文化流变的表现文本，而且是越来越接近民间的文本。晚清末年是近代市民文化最初的发生期，文化文学商业化机制初具规模，这一时期的小报是几个鸳蝴文人“玩”文字的场所，市民的趣味它照顾，诗文中文人的酸气也十足，呈现出商业性和士大夫文化杂糅的底色。1912年至1917年，随着上海大型综合性游乐场和新剧场的建成，什么“新世界”、“大世界”，什么“新舞台”、“大舞台”、“丹桂第一台”，游戏场小报和剧场小报应运而生，小报进入了“戏报”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化都市的过渡，市民生活出现了新变化，为适应这全新的环境，急需扩大报纸的信息量，这时期的小报摒弃了单纯的风花雪月，在消闲中融进新闻和知识，透露出现代气息。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都市的繁华升向浪尖，小报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达到顶峰，内容和形式也产生了进一步的衍变，新文学开始进入小报。抗战爆发后上海处于孤岛和沦陷时期，市民文化暂时成为上海文化的主流，小报变得更加通俗。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小报再度热闹起来，但是，很快就在解放战争胜利的隆隆炮声中，进入尾声。1952年随着新中国对上海私营报刊的接收和改造，小报走到了尽头，从此成为历史的一抹陈迹旧痕。
小报编者的名声一向不佳，总是与花丛、妓院和制造流言联在一起，现在，如果我们调整一下思路，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就会对他们获得新的理解。小报的编者一开始大都是“洋场才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文化经营者和职业文人，大致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著名的谴责小说和鸳蝴小说作家，如李伯元、吴趼人、孙玉声等。第二类是专门供职于大报的主笔或编辑，如周桂笙、胡憨珠等。第三类是有闲、有钱的海上名士，如潘老兰、薛尔康、袁寒云等，他们纯粹是把办小报当作是“玩票”。民国以后，办小报的名士逐渐脱离这一行当，取代他们的是一些有古文修养的著名医生等。这时期小报界出现的重要变化是，专职小报报人诞生了。30年代中后期以后，专注于通俗和市民层面的新文学作家也参与进来，成为有新文学背景的小报编者，如先后有曹聚仁、周楞伽等。
进入民国之后，小报文人逐渐放弃了士大夫顾影自怜的高蹈姿态，将目光投向市民的日常生活，小报中有关市民衣食住行的生活内容越来越多。
从晚清到40年代，小报编者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身份的转换，从市民生活的观察者演变为市民生活的参与者。晚清小报编者大都是失意的科场文人，他们把小报作为“讽喻入世”、风花雪月的“平台”，在小报上诗词唱和、评花捧角、做文字游戏。进入民国之后，小报文人逐渐放弃了士大夫顾影自怜的高蹈姿态，将目光投向市民的日常生活，小报中有关市民衣食住行的生活内容越来越多。这种“下移”的趋向不仅表现在报纸本身，也表现在小报编者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上。小报文人热衷于“狂飞花符，征妓侑酒”的生活方式，本是江南传统文士的风雅，但是，一旦经历了商业风尘的洗礼，“士娼鸳梦”便失去了往日的情调。妓女把结交文人看作能在报纸上为自己做广告的机会；报人趁机在青楼吃白食，有些恶劣的小报报人甚至玩“敲竹杠”的把戏。小报文人的“俗”性大大增加。
在“下移”的过程中，小报文人始终处于商业文化和传统精神的纠缠中。小报文人办报的目的不全在赢利上，大多是兴趣所致。除了极个别的小报注意经营方法，大部分小报只重视编辑不在意经营，所以就常常出现销售小报的报贩大发其财，而小报编者赚不到钱，甚至赔本的现象。此类情况随着生存法则的严酷逼视，有了改变。如《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30年代对该报进行改革时，首次在小报上开辟了新文艺专栏，介绍新文学作家作品。这一举动对新文学在市民中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之前，新文学的副刊报纸是与小报壁垒分明的。后来当他发现市民读者兴趣不大，报纸销数下降时，就又立即回归旧有的轨道。可见，对利益的重视程度加强了。但是，有时又表现出另一种姿态。《社会日报》每天一篇的社论很受读者欢迎，谈时事、谈世态人情、谈市民日常生活，通俗而平实。但曾经有一个月的社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检销了21天，要求更换内容，陈灵犀不肯低头，以“开天窗”表示抗议。其实，他的思想并不激进，这仅是文士气节在起作用。所以，小报文人的文化性格是有多面的，不能一概而论。
余大雄经常把朋友们召集到《神州日报》的编辑部聊天，然后，他把这些聊天内容筛选之后编成稿子。这种带有流言性质的“社会新闻”就造就了小报的民间化特征。
小报编者的编辑方式与大报不同。大报以客观反映社会的各个大方面并参与政治为宗旨，小报在“生活化”、“趣味化”上作文章。被誉为“小报之王”的《晶报》最初的编辑只有余大雄和张丹斧，报纸内容的来源渠道就是余大雄的朋友们。余大雄经常把朋友们召集到《神州日报》的编辑部聊天，然后，他把这些聊天内容筛选之后编成稿子。这种带有流言性质的“社会新闻”就造就了小报的民间化特征。“流言”固然可恶、可畏，但是流言并非全无价值，作为一种民间性的私人话语，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了又一种途径。历史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已逝的历史只能通过文本来表现，文本性的历史不等于历史的本然。所以，要想接近历史，就该多认识一些历史文本。多理解一种文本，就多了一种接近真实的可能性。
再者，中下层市民的文化视角也限制了小报编者的视域，他们不可能对政治、文化做提升，只能对社会、对日常生活做平面化展示。不同的文化姿态规定了观察视角的不同，观察视角的差异导致不同结论的产生。比如，小报所营造的都市想象与左翼、右翼、京派、新感觉派视野中的都市大相径庭。同样道理，小报中的新文学作家与大报和其他文本中所反映的其人其事也大异其趣。
徐志摩是小报“上镜率”较高的作家。究其原因，不在于徐本人，而在其夫人陆小曼和他们的浪漫爱情。
30年代以前的小报对新文艺作家是嘲弄戏谑的态度，30年代以后，小报对新文学有了一些认识，不仅评价作品，更喜欢论及新文学作家的生活状况和奇闻轶事。虽然小报的认识往往是一种偏见，所提供的材料中夸张的成分也居多，但是，有时也能激发我们的思考。比如《社会日报》1932年7月31日在一篇连载的文坛杂话《多产的沈从文》中，对沈从文出身“行伍”，作品能将湖南地方军队的生活做独到的描写，与他本人体弱多病的形象作一比较，其中，就为我们今日热爱沈从文的读者留下生动的青年时代的作家身影：“提起他，我们便能想像他的苍白得没有血色的脸，和他那颈后长长的头发，举动手足也正和那些病态的女人那样的脆弱，伸出一双手，便是一双贫血细弱女人样的手。”据沈从文同时代的朋友回忆，这个描写倒是客观真实的。
小报关注女作家的视点与当年的大报或纯文学的刊物不尽相同，女作家的相貌、衣着、生活习惯、恋爱故事才是小报热衷捕捉的对象。小报把丁玲看作是最优秀的女作家，但是，又说，丁玲是“最不善于处理家庭的”，经常把屋子里弄得“活像一个杂货摊”，而且，性格刚烈，“经常与胡也频扭打至街心”，不是理想的女性。有的小报则认为，冰心女士既是“女秀才”，又是“新家庭的母亲”，个人的才学、母性、妻性兼备，称得上“是女中豪杰”。小报将女作家的长相一一评价，得出的结论是：“在文学上造成光荣的地位”的几位女作家都是“幸喜生得丑”，而几位长相稍微漂亮点儿的女作家却成绩平平（以上均见《真报》、《社会日报》和《上海报》）。由小报对女作家的评判可看出小报所持的传统文化的性别立场。
徐志摩是小报“上镜率”较高的作家。究其原因，不在于徐本人，而在其夫人陆小曼和他们的浪漫爱情。陆小曼一直是被小报称为“交际花”的社交明星。陆小曼正喜欢时不时地在小报上发些短文章，以张声势，平日与小报文人也有交往。在他们那桩骇世惊俗的爱情问世之后，徐陆二人自然成为小报追踪的目标，一举一动都能引起小报的兴奋，不厌其烦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诸如《天马剧艺中的一对伉俪》、《交际花陆小曼与唐瑛》、《陆小曼日夜按摩》、《一个诗人、一个交际花和一个按摩师》等等（见《晶报》等）。徐志摩空难之后，小报不胜惋惜，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小报认为，徐的死早已是定数，因为《再别康桥》是“诗谶”：“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不是诗人结局的预告吗。
不难看出，小报依据自己特殊的身份，站在市民立场上反映了中国近百年来城市生活的日常面貌，并非完全不可取。你可以认为它琐屑轻佻，但沙里淘金，它也有自己的光亮。特别是在文人、文学、文化诸方面，它的折射的能力也是不低的。今日的报纸开始走向市场，不避柴米油盐，饮食男女，知道一下昔日长期存在过的小报是一副什么模样，知道它还算不得是毒蛇猛兽，该还是有点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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