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非典”肆虐而学生又不得不按期离校的情势下，校方破例要求不得邀校外博导参加答辩委员会，可在校内邻近学科适当调剂人选——这在当时，各校的做法都差不多。鉴于文学院语言学方面在校的4位博导既不足规定的答辩委员数，又已跨两个平行的二级学科，我就建议，加请同样平行于每个语言学学科的文学学科的博导任答辩委员。经院系两级领导研究后，同意这样来组织答辩委员会。同专业的两位教授也赞成这样做。他们的几场博士生答辩，同样如此，也都让文学博导占个别委员席位。
至于没有让我自己的门生当答辩委员，原因十分简单：他当时不是博导，且尚在日本某校攻读博士学位，加入答辩委员会肯定会影响其权威性，并增添“自家人”的色彩和局限。因此，为该门生没有当上答辩委员而发难，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事实上，那几场答辩都进行得比较圆满。所请文学博导就论证逻辑性或严密程度的不足、写作体例上的缺点等方面，也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和意见，发挥了“旁观者清”的积极作用，大大降低了答辩无校外专家参加的“自家人”局限性。
《开明》一文罔顾这些情况，指责我因观点不同而拒人门外，是搞“独尊”。这种说法，真令人目瞪口呆。
文中提到的那位门生确是在一系列论文中提出过某些与我的看法大异的观点。对此，我并不介意，照样让我的硕士生听他的课，照样请他参与他们的毕业答辩。后来，见他作某些论断颇轻于论证，感到再也不能不过问了。我邀他来交谈一下看法，心平气和地向他表示：谈谈他的观点合理所在，我的观点又何以不当，谈得在理，我可以放弃我的观点。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不肯谈。我只好把认识上的交流，或者说辩论，放到书面文章里去，在两篇论文（《习用语辞典和成语惯用语问题》，2001；《关于成语惯用语问题的答问录》，2002）里评及他的有关观点，并严格把问题局限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请问《开明》文作者，我会因观点不同而“害怕挑战”，会排斥他而拒他门外么？至于说什么打击、什么独尊，那更是无中生有了。只举他与我出现观点分歧后的两件事，就足可说明这一点：荐举他当教研室主任；推荐他当重要文献性著作《20世纪中国词汇学》的主编。他获悉被推荐任主编，异常激动，从日本京都发回一信表示，没有我就不会有他的一切。
《开明》文作者为未够条件的一位晚辈不被邀入答辩委员会而鸣不平，为导师不同意学生的硕士论文评为优秀而大呼“咄咄怪事”，呼唤做导师的要“开明”地提拔门生，显然是从私心出发来看待师生间的学术关系，把私利和无原则性塞到这种关系中去。另外，该作者不就事情质询一下众多当事者和本校其他有关人员，不做必要的调查了解，就贸然为文。他的《开明》文一出，知情者无不惊诧。
任何私心都是师生学术关系的腐蚀剂，都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发展。学术是不容私心侵害的。学术永远排斥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