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一位历史学家在《欧洲评论》中提议废除“文化”这一词汇，因为在他看来，这一词汇已经变得毫无价值（冈汉姆G arnh am 2001）。本人在过去的15年中一直参与荷兰科学研究组织的一项大型项目，旨在从欧洲的视角描述荷兰文。正是这种经历使得我对这样的一种提议感到震惊，甚至感到有损尊严。诚然，“文化”这一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广泛地使用，有的时候甚至没有界定它的确切含义，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文化”这一词汇，而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个词汇，区分它的不同用法，使它经得起研究。
几乎每天，报纸都在提醒着我们：“美国与欧盟日渐疏离”，据推测这一疏离过程开始于冷战结束后的1989年；巴尔干半岛危机中，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则日益明显；而到了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大厦，这种分歧更为加大；最后，2003年初在英国、澳大利亚分遣队和波兰军队支持下，美军对伊拉克入侵，更凸现了美国政策与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不同反应之间的矛盾分歧。从政治的角度看，我们不再有可能用“西方”这一词指代某种统一的整体。这种表面的分歧是不同文化的问题吗？文化差异是不是这种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呢？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卡根的《天堂与权力》。这部书发表于2003年，最初的雏形是2002年发表在《政治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这本不到100页的小册子至少有两点是很独特的：首先，它大言不惭地公然赞赏美国的军事力量，藐视国际法；其次，他认为美国是“现代的”而欧洲是“后现代的天堂”，这点也是我要锁定的方面。卡根确实是在用文化术语来描述美国与欧洲的区别。他的文章开首就是这样的一个句子：“现在，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人与欧洲人的世界观是一样的了。”
世界观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他们是如何被合法化的？卡根与传统的观点，也和共和党的观点一致，那就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倾向于单边主义。他这样写道：美国人“不愿意通过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不太喜欢与其他国家合作追寻共同目标，对国际法持有比较怀疑的态度，如果他们认为必要或者有用，他们会更愿意违背国际法行事。”
然而，欧洲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按照卡根的描述：“他们小心周密地处理问题，试图间接微妙地影响他人。他们能够容忍失败，当解决方式不能马上奏效，他们也会很有耐心。他们大体喜欢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趋向于用协商，外交和劝导的方式，而不是用威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更愿意通过国际法、国际惯例和国际舆论来解决争端。他们试图用商业与经济纽带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
卡根承认这些只是一些大体的总结，但他用这些特色来解释他所谓的美国与欧洲“策略文化”。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公开支持国家违背国际法行事，这是一种新的现象，正如在欧洲，不愿违背国际法也只是过去半个世纪里的新生事物。这种不同的习俗源于美国与欧洲所处的不同情况。
欧盟是谈判与折中的产物。1945年以后，不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没有任何单个欧洲国家可以与其他的欧洲各国联盟相抗衡。在欧洲，事实证明这种谈判与折中模式是很有效果的。1957年在罗马成立的六国欧共体，到现在，已经扩充到15个国家，到2004年会有25个国家。更多的国家正在列队等待加入欧盟。不需要军事劝说或者经济压力，任何后来者都可以自由地接纳各种民主的有关司法、经济组织和政治政府的欧洲条约。因为人员与货物可以自由流动，大多数国家又使用同一种货币——欧元，欧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在不断扩充的广大区域实施法律。另外，欧洲的模式是成功的，所以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效仿，比如拉丁美洲的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等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名为Mercosur（西语）或者Mercosul（葡语）的共同市场。
卡根认为由于欧洲在冷战中受到了美国的军事保护，所以可以静静地进行它的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美国深知世界是一个灌木杂生的丛林，而欧洲正在向里看，忙于建设它自己的世外桃源。让我们将卡根的观点再推进一步，在他看来，美国人认为人天性是坏的，而欧洲人希望和期待人大体是好的、可塑的，甚至是可以完美的；“美国陷入历史泥潭之中，在一个国际法与任何规则都不可用的无政府主义的霍布斯世界中实施力量，”欧洲“正在脱离权利力量，走向一种由法律规则，国家协商与合作构成的自足的社会，……正在进入一种后历史主义的平和与相对富足的乐土，一种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歧是强与弱的对立，武力入侵与谈判的对立，单边主义行为与多边协商的对立。
这些分离与对立产生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军事力量的客观因素：美国国防预算比德国、法国与英国的总和还高三倍。另外，精良的技术使美国的士兵与设备有更强的御敌性。美国人比欧洲大陆的人更能够接受冒险，而超级大国意识更促使美国政府进行军事冒险。
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地域因素。欧洲人在欧洲的疆土内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欧盟对世界的关注点主要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或军事的。相反，美国政府要关注的是一个全球性庞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网络。卡根说欧洲人和美国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在这点上，他确实还是有道理的。
然而，美国的“战略性文化”有令人难以接受的矛盾之处。当美国总统布什公开声称为了世界的进一步和平而进行防御性战争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其他人马上批评说那是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美国以为会有联合国的全力支持，最终上演的却是一场超级大国的独角戏。如果美国再重复这种先发制人的行为，或者再有其他国家来模仿，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防御性的战争会引发其他防御性的战争，这样下去不仅不会使世界更安全，还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混乱状态。尤其是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时就开始一场防御性的战争的时候，比如对伊拉克的入侵，就只是因为假设了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而这种假设是未经证实的，这样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当乔治·W·布什宣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推翻独裁统治，给伊拉克人民以民主，一个本质矛盾就出现了。美国开始的这种单边行为本身就违背了安理会的民主决议。尽管美国总统宣称会教会伊拉克人什么是民主，但它在联合国的表现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