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的出版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从1957年4月《红旗飘飘》丛刊开始向作者约稿到1961年末问世，经历了从真人真事到艺术创作的阶段：一是1958年2月，在《红旗飘飘》第六期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二是1959年2月，出版了经补充、增订后的单行本《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三是1961年，从年初到年终，经过为期一年两易其稿、反复加工整理后的小说《红岩》出版。作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打造出《红岩》这部传世之作。
《红岩》着力表现的是重庆解放前夕，我地下党开展武装革命和在渣滓洞监狱中进行斗争的历史。据作者之一、也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杨益言同志回忆，在渣滓洞被关押的时候，由于特殊的环境和革命者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当时他就想要是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能把这些写出来就好了。但是在1949年重庆解放后，由于被囚禁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大都被反动派杀害，他所认识的那些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没有一个幸存下来的。后来，杨益言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接触了更多过去根本没有办法了解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事迹，这些使他加深了对集中营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的理解。在烈士追悼会上，杨益言又碰到了同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刘德彬和罗广斌，这三人在追悼会结束以后，就被分配在重庆做青年工作，但正是这个工作，促使他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迫使他们去思索、酝酿，最后终于拿起了笔。
在解放之初的镇反、抗美援朝的运动中，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重庆团组织决定以牺牲在重庆集中营里的烈士的斗争事迹为题材，具体地进一步宣传。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都被指派为参加这一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广大青少年对革命先烈的事迹反映强烈，热烈希望他们把烈士的事迹写出来。在1956年春，这三人就联名向组织提出了报告，希望把材料整理出来。中共重庆市委批准了这个报告，并给他们两个月时间进行这一工作。烈士狱中斗争的片段素材整理由此拉开了序幕。
1957年初，共青团四川省委决定在全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通知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到成都、自贡等地作报告，青少年对这段历史的热情终于督促他们拿起笔，写了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1956年夏天，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编辑对青年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读物，在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里建立了传记文学组，并为此创办了一个新型刊物《红旗飘飘》。全组共张羽、黄伊和王扶三个人。到了1957年，在他们安排第二期稿件的时候，收到四川省长寿县的读者赵山林的一封来信。信中反映了四川群众的意见：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介绍的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受到很大的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资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于是，由王扶向罗广斌约稿，请他写一篇“中美合作所血录”回忆录。
半年以后，收到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根据报告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这篇副题为《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的回忆录，共分六节，即：《魔窟》、《考验》、《意志的闪光》、《挺进报》、《望窗外已是新春》、《最后的时刻》。它以短短的1万多字的篇幅，揭露了蒋美反动派在重庆歌乐山下的“罪犯集中营”里犯下的血腥罪行，书写了一曲革命先烈奋勇斗争的的悲壮诗篇。张羽在做了文字审定后，交付《红旗飘飘》第六期发表。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红岩》诞生的曲折过程，我专门拜访了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这位70多岁的老编辑对这本书的创作和编辑过程还保持着清晰的记忆。他回忆道：“在1957年底，我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时候，得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发表后，社会反映强烈，三位作者的生活素材还有很多，建议他们再把内容写长一些。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为迎接建国十周年，成立了文学作品出版规划小组，由邵荃麟和严文井同志负责。1958年7月，我从作协‘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发现四川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写的一部长篇作品《禁锢的世界》。回到机关，我便请肖也牧同志（原编辑室副主任，被错划为“右派”，但当时仍在编辑室工作）给三位作者写了信，特别叮嘱他问清楚《禁锢的世界》是长篇小说还是长篇革命斗争回忆录。得悉不是《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材料充实、篇幅扩大，而是创作小说，我就把它列入‘献礼规划’中。”
1959年4月11日，张羽到重庆。得知罗广斌、杨益言已经从2月起，经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了三个月的创作假，正在埋头创作，而刘德彬由于在1957年鸣放中说过“错话”，1958年整风补课时，说他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刚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马上准创作假不合适，就没有参加。在正式写作以后，罗、杨面临的创作愿望和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数不胜数。经过大半年的突击写作，废弃的稿页早已超过百万字以上，但是他们总是觉得结构不连贯，感觉少了点什么，又说不出来。他们从这批稿页中选中了30多万字，作为初稿排印出来，送给青年出版社和有关方面征求意见。青年出版社决定由王维玲和江晓天先看。
王、江很快看完，认为作品的整体框架大致可以了，有一定的基础，只是通篇还显得比较粗糙，文章的思想内容、主题意旨上还需要深化，尤其是艺术上的提炼和人物个性的塑造，还要下较大的力气，这一稿的署名是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这样一直到1959年秋天才改完。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长篇小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中青社仍将其作为重点书稿，加紧进行出版策划，并决定由出版社付款，请作者在重庆就地找印刷厂排印一批作为征求意见本。
第二稿的题目仍是《禁锢的世界》，作者还是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随后，就准备进行第三次修改。考虑到定稿前的编辑加工量较大，中青社请有多年编辑工作经验且赏析能力和文字工作水平较高的陈碧芳参加进来。在1960年初通知作者来北京交换意见。5月中旬杨、罗二人来到北京，住在炒豆胡同的团中央招待所，刘德彬没有同来。
谈到这里，江晓天老人停顿了一下，因为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因为在一封给安徽老家的信中提到了对当时家乡饿死人事情的不满，而遭到了持续五个月之久的批判。江老继续道：“当时（1960年6月），我遭到批判，但我还是以党性对事业的负责，强压抑个人情绪，认真仔细地谈了对《禁锢的世界》的总体评价和具体的修改意见。前后一共谈了六七次，每次半天。因为我几乎天天要接受批判。于是批判会上午开，我就下午谈；下午开，就上午谈。当时对于第二稿提出来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思想要深化，艺术要升华。所谓思想要深化，就是指整个小说的基调要斗志昂扬。不能把渣滓洞、白公馆写成从肉体到精神的‘禁锢世界’，认为书名不好，一定要换。所谓艺术要升华。就是要摆脱真人真事回忆录的痕迹，不能局限于生活原型，合理的虚构是不可缺的创作手法，尤其是细节描写、人物的心灵世界、情感活动，作者在不违背总的历史真实和特定时代、环境中的生活逻辑下，可以自由创作。”好在两位作者都乐从江晓天的修改意见，这对提升《红岩》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水平自然是大有裨益。正是有像江晓天这样一批忠诚于文学事业和编辑业务的出版工作者，《红岩》的创作和编辑工作才得以有条不紊和循序渐进，我们也从中体会到老一代编辑身上所具有的敬业精神和无私品格。
1960年秋，中青社原五编室属于人物传记、回忆录的部分工作归人二编室，即文学编辑室。曾负责《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编辑工作的张羽返回二编室。《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他就和三位作者认识，经常有联系，也一直关心《禁锢的世界》的写作情况。因此，编辑室决定，由他担任《禁锢的世界》责任编辑，负责审读、修改、加工、定稿。
1961年1月15日，作者把重新构思、认真修改过的《禁锢的世界》第三次稿的第一部分寄到北京。第二、三部分的稿子也陆续寄来。张羽在审读后，先后写信和作者沟通，并希望罗广斌、杨益言来北京定稿。
3月7日，罗广斌和杨益言来到北京，修改作品。从3月8日到9日，编辑室同志和他俩接连开了两天的书稿讨论会。主客5人各自发表了意见。作者从重庆带来的名字和编辑室提出的名字一共有几十个，如：《地下长城》、《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激流》、《地下的烈火》、《嘉陵怒涛》等。其中与红岩有关的就有好几个。于是最后一致商定，取名《红岩》。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经是党中央代表团住过的地方，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取名《红岩》就意味着：这本书的主题是揭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后方人民和蒋美反动派展开的一场错综复杂的殊死斗争。党的光辉指引着人民在各种困难下，艰苦奋斗，夺取胜利。而牺牲的烈士，就是他们的光荣代表。小说定名《红岩》，从宏观上说，对全稿起到了高屋建瓴、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3月10日起，经过一百个昼夜的努力，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于6月19日全部送齐。至此，《红岩》的第一稿正式诞生。为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书稿质量，文学编辑室的有关同志又对小说进行了一次讨论。6月27日晚，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小说清样，乘车回川，听取四川有关同志的意见。
6月29日晚，罗、杨到成都。马识途到车站迎接并几次和两位作者深入交谈，对稿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沙汀当时正在省委开会，也专门请了假，赶来看完了稿件。他们认为，这次修改得不错，加工一下就可以出版了，不必再拖延了。随后罗广斌、杨益言在重庆、成都听取了不少意见，集中起来认为要修改的地方有：（1）开头要改写，使之成为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2）结尾两章要修改；（3）关于地下党活动要加强；（4）主要人物——许云峰、江雪琴应塑造得更加丰满；（5）叛徒的加强；（6）后两次“红旗”的改写；（7）加强全书人物之间、事件之间、章节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们同时请美协的李少言、牛文等同志集体创作了插图。
9月中旬，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川渝两地众多同志的意见，再次来到北京，住在出版社宿舍，准备对书稿做最后一次修改。当时的责任编辑张羽为了便于和他们交流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也搬到他们的宿舍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编作三人、三床、三桌，依次摆开，进行流水作业。每天晚上是最紧张的时刻。三盏台灯照着三张桌面上铺开的稿纸；三个人悄然无声，埋头写作。一般的情况是：杨益言先改出第一遍稿，交给罗广斌修改；罗广斌改定后再交张羽加工处理；张羽对稿件进行推敲、订正、删削或润饰后，再交罗、杨传阅；三个人都认可后，即作为定稿。等待发稿付排。每日每夜，三人都是通宵达旦，彻夜工作。直到天亮以后，才各自上床，蒙头睡觉。
第五次修改的重点，首先还是开头的一、二章。2万多字的原稿，经过一二周的时间，几乎是重新写过。张羽对其中那些堆砌式的材料又做了删节；对有新鲜感的补充篇幅做了加强，补充了几段文字。在第二章主要删掉了不符合学校斗争的描写和过分粗野或者过分暴露的描写。经过反复修改后，新的第二章充满着斗争的激情。通过对实际生活的描写，在解剖甫志高思想的变化上，也有了新的深度。罗广斌大量删掉了甫志高对陈松林的评论，删掉了大段带有重复性的交代。修改后，这一章节奏紧凑，思想明快；生活面开阔了；对甫志高的描写有了新的开掘，较以前深化了。
在最后两章定稿的时候，杨益言因有事情先回重庆，就只剩下罗广斌和张羽两人。在定稿的最后日子里，罗广斌和张羽交叉修改，一直到12月9日黎明，全卷改完为止。粗粗估算一下，这一次的稿件除一般性修改的章节外，重新构思、重新写作的部分约有10万字，可见修改工程之大。
在1961年年终前，《红岩》终于出版问世了。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了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全国各地出现了“《红岩》热”。同时，《红岩》的影响逾出了文艺界，超越了国界，很快销售到越南、印尼、柬埔寨、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日本、蒙古、联邦德国、瑞士、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古巴、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作为国内外广大读者认识旧中国黑暗政治、理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红岩》所发挥的跨越时空的影响仍在我们这个时代延续着，今天的许多年轻人仍在它的影响下思考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肯定是《红岩》的作者和出版者备感欣慰的。
（摘自《炎黄春秋》2004年第2期，卢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