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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民2003年夏摄于剑桥 |
近年来，国内科学普及和科学文化类图书的出版空前繁荣，而这离不开出版界一批优秀的策划编辑。河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韩建民就是其中最活跃者之一。从1998年起，他先后编辑出版了“计算机文化译丛”、“世界著名实验室传记丛书”、“中外著名高科技公司传记丛书”、“鸭嘴兽三思访真丛书”、“科学文化之旅丛书”、“中国著名科学圣地丛书”等图书，曾先后获得中国图书奖等奖项，在2000年科技部、中国科协、中科院联合主办的“20世纪百部科普佳作推荐活动”中韩建民编辑的图书有5种入选，是入选图书最多的编辑之一。
“河北大学出版社——虽然说起来只是一家地方大学的小出版社，却在科学文化出版方面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这家出版社有思想，有创意，也有探索的勇气。”著名学者、科学史家江晓原这样评价河北大学出版社。某种程度上，“思想”、“创意”、“探索的勇气”几个词也是送给该社科普图书的操盘手韩建民的。在国内科学文化图书的主要几个出版社中，唯独河北大学出版社以出版原创图书为主。众所周知，国内科普创作力量极为薄弱，科普理念又比较落后，很难适应今天的人们已经变化了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建民和他的同事开始积极探索科普出版的新思路，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997年，从建社起就进入出版社工作的韩建民已是社里的中坚力量，编辑出版了大量效益突出的图书，不过，他自己并不满足，觉得自己应该编出更有分量的图书。由于大学本科学物理，研究生阶段学自然辩证法的教育背景，韩建民很自然地关注着科普图书的出版，而他真正涉足科普出版，却相当偶然。
那是1997年夏天，韩建民参加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物理学史年会。会议结束的前一天，韩建民了解到当时因出版《科学的历程》而名声大噪的北大教授吴国盛也在会上，于是趁晚上的时间前去拜访，一方面“认识一下”，另一方面也看看能否“聊出点选题来”。在吴国盛的房间里，韩建民遇到了北大副教授刘华杰。大家谈得投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为双方后来的密切合作埋下了伏笔。
两个月以后，刘华杰向韩建民建议引进出版国外计算机文化方面的图书。当时，计算机正日益走向普及，互联网革命也开始兴起，国内计算机图书大量推出，但是，在这一出版热潮中，计算机文化图书却是一个空白点。“人们一般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用工具来看待，但实际上，每一种重大技术进步的背后都有其哲学、文化方面的涵义，科技与社会、法律、经济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韩建民这样谈到当初策划这套书时的宗旨，“所以，科普不但要传播科学技术的实用知识，而且应向公众阐释其背后的文化。”
1998年底，包括《大师的智慧》、《机器的奴隶》、《赛伯族状态》、《混乱的连线》等7种图书在内的“计算机文化译丛”相继出版，甫一上市，便获得好评如潮，《光明日报》、《中国图书商报》等媒体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着“计算机文化译丛”的成功，韩建民也不断思索着科普出版的有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普理念。
“对科学传播和公众理解科学而言，科学可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构成实证的知识体系；二是观察和实验为背景的人类活动（科学人文）；三是以兴趣和美学为基础的对科学的享受和欣赏。”韩建民认为，第一个方面所对应的知识科普图书固然很重要，但对于成年读者而言往往缺乏吸引力，从科学人文角度做文章，应该是提高原创科普水平的突破点。集中体现这一思路的是他于2000年编辑出版的“世界著名实验室传记丛书”。
那时，他在《物理通报》上看到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阎康年撰写的关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系列评介文章，觉得很有出版价值。他找到阎康年先生，确定了《卡文迪许实验室》、《贝尔实验室》两本书的选题计划。他还很有创意地将这套书命名为“世界著名实验室传记丛书”。传记一般为人而立，所以，选择科研机构作为传主，隐含的意思是力图把“生命感”赋予这些科研机构，力图展现其诞生、发育、成长的经历，探讨其个性、魅力的养成，一句话，努力把这些机构写“活”。这套书出版以后，受到了中科院有关领导、中科院院士席泽宗先生等人的好评，《贝尔实验室》一书还获得了中国图书奖。
“世界著名实验室传记丛书”也确立了河北大学出版社在科学文化出版方面的独特风格：把科学作为“人”的学问，着意挖掘科学背后的文化历史内涵，多采用传记形式，等等。事实上，这种风格在该社此后出版的“中外著名高科技公司传记丛书”、“大江大河传记丛书”、“鸭嘴兽三思访真丛书”、“科学文化之旅丛书”、“中国著名科学圣地丛书”等图书中均清晰可见。例如“中国著名科学圣地丛书”，包括《紫金山天文台史》、《老协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三本，聚焦于这三家近代著名科学机构的发生、发展，其草创时期的人迹与事迹，述说的十分翔实和生动——“项目何以立，经费何以筹，楼台何以垒，骨干何以选？桩桩件件有情有境，可考可凭”。近年来，关于科学如何移植到中国，以及“赛先生”的到来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蜕变”，是学术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三本书作为个案研究，对有关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与一些人“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不同，韩建民对科普理论的探讨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早在2000年，他就在《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等媒体发表了《科普出版面临的十大转变》、《科普出版的困境与出路》、《从科学主体宣传科学精神》等理论文章，从科普出版理念、科普图书市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一个人也好，一份事业也罢，如果没有一套理念或理论的支撑引导，其发展必定是盲目的、混乱的、缓慢的。今天，科学传播对国家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来讲变得如此重要，这就更要求我们尽快研究探讨新时期科学传播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韩建民如此强调理论探讨的重要性。
2002年，韩建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攻读博士学位，而他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晚清科学传播模式研究的。近年来，西学东渐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韩建民准备从传播学和出版学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在国内尚属首创。
他认为，晚清科学传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以传教士为主体进行的科学传播活动；政府主导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科技普及和推广；以引进新文化、新思潮为目的的科学文化传播；向日本学习借鉴的阶段。从历史上来看，科学普及（或者说科学传播）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这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该固守某种成见，不必以某一种理念一统天下，而是要积极地探索和尝试科学传播的不同模式、渠道。
谈到这几年从事科普出版的经历，韩建民由衷地感谢河北大学出版社——正是由于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和配合，他才能自由地进行各种尝试和实践。我们衷心希望韩建民继续保持自己“探索的勇气”，为读者奉献更多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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