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画作“理性沉睡、群魔乱舞”（1797－8）
编者按：年前，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发祥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系被校方关闭，原因据说是该系没有给学校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结果被“末位”淘汰。英国的教育大臣更不屑于那些“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公开宣称：“大学的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角色才是国家更大财政支持的充分理由。”在英国政府为增加大学学费不惜动用各种宣传机器的今天，所谓的“社会”角色显然是掩人耳目，挂帅的其实非“经济”莫属。中国的情况也许更糟。你看，各种高等学府大办“来钱多而快”的时髦学科，家长、学生往往丝毫不考虑兴趣和子女的自身特点，蜂拥而上，趋之若鹜；而像文、史、哲等经典或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严重萎缩。政策上的倾斜，结果造成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学科，其研究项目的资助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而人文学科的研究项目即使是国家级也无非是仅够购置部分资料、赴一两次研讨会、差旅费的数万元。其实，这一点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重点资助学科的目录里看得再明白不过了。那么，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在世界范围内真的只能有“经济”这个唯一的标准吗？我们来听听自称“大半生致力于对中世纪的研究，从未在脑子里琢磨其经济价值”的一位英国学者的心声吧。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一、史学家仅是摆设？
被认作是个摆设品应该感到高兴。当你坐在那儿光彩照人，谁还想要什么实用价值呢？人类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花钱或货币的类似物来购买装饰品了。因此，去年夏天（英国）教育大臣讲的那一番话，我有什么理由被搅得心神不宁？开始报道时，查尔斯・克拉克据说是这样表述的：“我并不介意周围有些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权当摆设，但是，国家并没有理由给他们付钱”；后来这句话得到了“澄清”，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反对中世纪（或者与此相关的拉丁文）的研究”，而是说：
我在许多场合所说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共同体的中世纪关于大学的概念，仅仅是国家给大学的各种机构财政拨款的非常有限的理由。大学的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角色才是国家更大财政支持的充分理由。
这个官方的版本当然更有趣。然而，如果他的含义不外乎我的判断，那么这个版本就更是疑点重重了。纳税人的钱，只有投资到增进社会的进步上，才是用得其所。我从内心里同意此观点。然而，我十分怀疑克拉克关于“更广泛的社会……角色”和我所理解的是一回事（我对“作为学者共同体的中世纪关于大学的概念”的理解恐怕也与他不同，但先不谈这个）。我大半生致力于对中世纪的研究，从未在脑子里琢磨其经济价值。我对一个良性发展的人类共同体有着不同的看法。
当被问及在高级的层面上去研究遥远过去的价值时，给出的回答往往是学生并不是学习他们应该知道的，而是应该学习如何思考问题。他们发现如何去掌握和阐述要点。分析技巧、表达的清晰和感人可以通过考虑相对超脱和悠闲的问题获得，然后再运用到更紧迫的事物上。这是个有说服力的论点。但问题是有一点并不清楚，即为什么获取这些方式是对久远过去所做所述所思的研究。为什么不通过显然更实用的媒介如法律、经济学，或必要时社会科学去获得呢？
对过去进行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中世纪历史，甚至也不是泛泛而谈的历史，而是人文。这就是蒲伯所想的：“对人类彻底的研究是对人本身的研究”。人文主义现在被典型地理解成是对人而非神的信仰。但这已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概念了。同样也不是那些训练西方帝国的建造者的思维了。大英帝国公务署的佼佼者们在牛津读的是人文文献、希腊罗马古代的哲学。罗马帝国本身并不用法律这个罗马传统里的光荣来训练自己的执政官，而是用“修辞学”，即从文学研究中得到的表达的能力。中国古代官员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接受教育，婆罗门接受的是吠陀（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译者）和史诗的教育。我们总强调这些文明的“衰落”；若思考一下它们很高的寿命将更有益处。中华帝国延续了2000余年，南亚（如果说已风光不再）持续的时间并不短多少；旧大陆（指欧洲－译者）按一般的看法，大约1000年。现代西方文明，就说它在大约250年前产生，寿命要超出哪怕是最后一个文明，也要再持续三倍的时间。
阿尔弗雷德大帝懂得建国。他为今天这篇文章的大多数读者所生活的国体政体奠定了基础。正像他与他的传记作家阿瑟均肯定的那样，他认为没有比智慧更重要的东西了。那就是他制订了一个教育普通人和神职人员读书计划的理由。现代评论者更愿意认为他致力于提高政府的效率、社会的生产力。但是，这位国王自己的著作却并不支持此观点。国王认定的“全体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书”雄辩地说明非物质价值的优越性。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曾受到“罗马教会”的欺骗，给潜在的被异化的人民开的一剂镇静药。相反，阿尔弗雷德大帝看到一个社会的力量来源于集体的价值、共同的理想。勉强称得上其现代同路人的是朱利叶斯・奈厄勒，一个最成功的后殖民国家的缔造者（虽然决非是最富裕的），他把莎士比亚译成了斯瓦希里语。正如备受景仰的福柯所说，社会的共识将永远是一个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话语。当时，若没有某种一致的主张，冲突必将重新爆发，结果摧毁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稳定。
二、人文精神的价值
世界上的伟大精神传统，举凡欧亚、远东或（印度）次大陆，没有一个不表明：若物质财富使得生活成为可能，那么是某种形式的“精神”才使得生活更有价值。这并不是，或不仅仅是祭司种姓发出的信息。它来自于对人类命运的看法。每个人都想要生活得更美好。没有人应该怀疑贫困产生苦难，但这与相信财富带来满足并非一码事。贫困是一种诅咒，但财富说到底是可恶的。一个人不必对20世纪有太多学识，也能明白财运亨通将向其追求者索取可怕的高价。
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所谓的假权威和电视福音传播者们并没有激发人们对精神的兴趣，而他们泛滥的原因只是出自人类基本的需求。这很重要，因为精神不能与宗教混为一谈。许多人文主义者同时是精神至上者，这是因为他们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珍爱，而非只考虑他们自己。我们谈论人文学科，因为通过物质层面之外去研究人类事实上本身就是很“人道”的，是属于人类固有的。这是对精神而非肉身的研究。
这种研究对人类是一种充实，因为精神是我们生物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使我们与整个其他动物世界相区分的大脑功能。它包含了我们行为中并不展示自私基因的那些方面。我们的大脑分右脑和左脑，是梦的仓库，想像的场所，同时进行分析和计算。斯波克先生只有左脑，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更愿意由柯克先生来指挥。现在英国的电视节目里充斥着越来越令人讨厌的“最好／最差”投票选举，这种节目的始作俑者评丘吉尔为“最伟大的英国人”。但是，其前十名候选人中只有三位单枪匹马改变了人类总体的进程。其中牛顿和达尔文是科学家：他们是发现而非发明。若他们未达到那儿，其他人也会做到。而莎士比亚就不同了。如果没有他个人的天才，就不会有像他那样的十四行诗、喜剧和悲剧。那么，人类的损失将无可估量。
在另一个方面，“精神”这个词来源于区分活人和死人的气息（在一个美妙的古英语的对句里，“气息”既是“气”也是“鬼”的意思）。他道出了人类深信不疑的信念，即生活中肯定有比促进利益更多的东西。并不仅仅是那些高举标语牌的道德家宣称，从长远来看，文明将由于盲目地对物质的追求而走向末日。我们的内心都承认，人类的物欲总是有个限度，不管那将是多么遥远或至今还是不可思议的目标。
然后，关键问题就在于人文学科对整个人类的繁荣没有贡献。它们是有关“前现代时期”诸文化对智慧是如何定义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洞察力；思想的深度和速度；不仅有大脑的力量，还有性格的力量。一个“文明”的社会，即一个“市民”的社会，是一个各个成员相互协调一致的社会（“文明”、“市民”的英文词根在原印欧语的意思有些像“同伙”）训练大脑有许多方法。人文科学通过提炼人成其为人的精华来使得你驾驭情绪。它们使我们能明白我们的同类的所思所感，并照此提升本能。我们受到教导，要把理智放在情感之前。那确实是一种磨练情感的方法。“情感智商”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智的问题（丹尼尔・戈利曼的读者们将会明白这种思想的来源）。大多数情感的源泉来自其他人的行为之中；而这个行为又反过来被他们的情感发动。学会理解其他人的情感其实是在学习操纵自己的情感。除非你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否则生活将不会完满，甚至无法继续。学习的途径是听、读并思考他人。而要达此目的，学习人文学科是再好不过了。
三、历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人文学科”的集大成者，因为它可以而且应该包含所有其他的学科。其研究课题是过去人类的思想、言语和行为的任何已被考订的方面。“历史，先生，历史像通常的那样会说谎话，”英国著名演员奥列弗在《魔鬼的弟子》（萧伯纳的戏剧，关于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角色转变）里拖长了声调说。但是，你会说（法国人肯定也会这样说）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它拥有太多的钱，还在于它缺乏足够长的历史。这个论点并非完全是草率的。美国是个响当当的例子，说明了以下自明之理：20世纪给一半的人类带来了闻所未闻的物质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并非是与其相应的社会的更加安全和稳定。
我们同意失调的社会行为是由机能障碍的个性引起的。机能障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被扭曲了的记忆引起的。一个社会也同样。历史是客观化了的记忆。当然，历史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然而它必须是集体的记忆。生物学证实，思想是通过记忆通道发挥作用的。一个社会因此从它的共同的记忆里获得一致的身份。但是，为了使一种记忆共有，它必须得到共享；而记忆在一个多元社会的各种观点和价值里能够得到共享的惟一途径是尽量靠近客观事实，以抵御任何一种特殊利益对它的摒弃。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到我们能到达的离那个目标尽可能近的地方。正如F・W・梅特兰（他对于已故的杰弗里・埃尔顿来说是职业历史学家的“守护神，现在被适得其所地供奉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所言：“历史应该被传授的理由有许多条，如果人们对此没有疑义，那么我们就不能忘记，不管我们的态度如何，历史还将被人撰写下去……人类应该相信那些真实的东西，同时不信那些虚假的，这一点并非没有重要性。”后现代论者若摒弃前面的部分，那他们对后一部分也很难持异议。而且，如果我们想要的是“技巧”，那么没有什么比揭露此前虚假的能力更重要的了。
阿玛蒂亚・申喜欢说饥荒不会发生在真正自治的国家。以下判断至少也同样是事实，即20世纪的每一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直至并包括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均由糟糕的历史激发而起，糟糕并不只因为消息有误，还因为历史被毒化了。20世纪后期大多数的棘手问题，如南非、克什米尔、巴勒斯坦、北爱尔兰等，均意味着对历史的误解和歪曲。那就是为什么除了南非问题外其他均照样悬而未决的原因。现代时期的“一党专政”、宗教改革时期的“上帝之子”、中世纪的教皇等等的专制同样是以对历史的无知和歪曲为温床的。暴君迫害好的历史学家，却把坏的抬举得很高，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确属千真万确。由此看来，把“新时代”与有关德鲁伊特人（古代克尔特人中的有学识的人－译注）或“克尔特的”基督教这些虚幻的图像可悲地黏糊在一起，这只有在他们对史前巨石（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建造各种纪念物的未经加工的巨石－译注）时代的人或爱尔兰的僧侣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时才有可能。人们喜欢历史，这是事实，尽管他们对学校里只教朝代和日期的做法颇有微词。他们喜欢人家给他们讲故事；他们是否相信那是真的，这很重要。政治行为由对事物常态的认识来制约，不管是理性要求别改变它们或者以应有的速度予以改变。大量的业余历史学家去郡县档案办公室查找他们的家谱。迪斯尼乐园可能人头攒动，但伦敦塔和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的家乡－译注）也同样热闹非凡。
我们对待我们同类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对他们的期待。我们的期望有意识或潜意识地通过对他们行为的经验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对人类行为懂得越多，我们的期望就越敏感，那么我们就越可能以一种适当的方式作出反应。我们研究的社会越多，我们对我们同类的经验、思想和行为就懂得越多。历史是关于人类行为的本质或人性知识的最佳矿藏。
如果任何上述一点得到承认，那么中世纪研究的重要性即业已成立。我们为了明白人类是如何谈论过去的，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过去。中世纪具有重要性，就是因为它不是现代的，因为它组成了我们经验中愈益不熟悉的方面；就这一点而言，“古代”或“文艺复兴”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大学存在的理由，不管在中世纪还是今天，（克拉克也差不多承认）乃是在教育那些还处于成长阶段的人们其他人的所思所为，或他们过去的所思所为。
历史学家不久将不得不屈从于现代遗传学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同时也是原则上讲，这个星球上的各个种族的基因组很少有显著的区别。同样地，我们也没有任何科学的理由认为我们史前的，更不用说我们中世纪的祖先与我们有显著的区别。“中世纪”就像“前殖民”在理解我们当今繁荣和悲惨两种生存状态时那样重要。而且，正因为“中世纪”考察是不再的瞬间可认识的人类各个方面，它的重要性就更大了。“野蛮将会出笼，”这是20世纪的大教训。我们若仅仅专注于一种我们认为了解的文化，而对我们痛快地归类为历史的“野蛮人”嗤之以鼻，不闻不问，那么我们的危险是增加了而非减少了。
若历史研究的注意力局限在相对熟悉的方面，那么历史作为对生活的训练，从来不顾商业或产业利益的优点就丢失殆尽了。仅在19世纪的背景下如何能理解希特勒、斯大林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如何认识“腐败”（或称资助），据称西北欧以南的政府无不是如此？或者家庭核心之外的堂（或表）亲的势力；或者确实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生活？大众媒体对历史问题的随意处理正显示了缺乏分析深度所要付出的代价。例如，已有大量报道说现已废止的掌玺官（Chancellor）一职“可追溯到605年”。那些据说支持此论点的文献已被威廉・莱文森（杰出的犹太裔德国学者，被希特勒驱逐到英国）揭露为伪造的：他真正的博学使他接触到1131年的一份法国男修道院院长的报告，说他的一位修士在“临终前的忏悔”里承认他在1066年后不久伪造了那些文献（不，修道院院长不应该违背“为忏悔者守口如瓶”的责任，但在必须交代时无疑还是得说）；其发现在“二战”后不久（身后）出版。第一个能被证实的“废止令”发布于1067年，是诺曼征服（诺曼底公爵威廉于1066年对英格兰的军事征服－译注）的结果；学者们还在争论在1066年之前一、两个世纪是否存在任何与之相应的职位。这个职位很古老，但还不能说是古已有之。涉及到的时间跨度几乎与德里・欧文和托马斯・莫尔先后就任掌玺官的间隔相等。
这些有什么重要性吗？如果像过去那样把这件事用作政治辩论上，那么其意义就非同寻常。如果它被用来反衬所谓“部族的”、“封建的”或者“中世纪的”思想及做派令人遗憾地充斥社会这样的信口开河之词，那么上述的史学研究的意义就更大了。这还仅仅是涉及到“现实意义”的问题。但是，历史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在各种形成反差的环境里比较人类的记录，并把熟悉的事物追溯到一个远非熟悉世界的源头。达到所要求的多样性的一个途径是开设现当代第三世界课程。乌拉尔以东、地中海以南以东以及里约・格兰德河（北美洲南部－译注）以南大多数地区现在仍然或曾经是前现代社会，因为他们生活的大多数方面使人联想起启蒙运动以及工业和通讯革命前的欧洲。另一种方法是直接研究前现代西方本身。总体来说，这要更经济一些。它还有附加的价值，即提醒今天的第一世界自己与第三世界是多么类似。（这并不是预言第三世界注定、更不是说应该要走我们的发展之路；只是说它与我们的过去很相像，例如在相对缺乏经济和政治复杂性方面。）借用一个用滥了的词，历史提供了大图景，也就是说是纵深的视角，是某些大众媒体越来越难以建构的东西。
无人能避开过去。当我们认识到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人类经历的变迁，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至少超过了最后一个冰川纪以来的任何一次，我们就更不应该逃避历史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辉格党原则”。其先决条件是人类进步（这对老辉格党来说是历史进程）的突飞猛进使得过去的时代陌生得辨不出模样来了。一种对此类只顾眼前的反驳论点最早来自对老辉格党党义的评论：老辉格党设法打入的久远过去自有其价值。另一种更好的反驳是，我们很久以来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动物。我们对自身超越时空的经历、表达和应急对策的了解是永远也不会太多，关于我们自身的人体解剖学也同样。科学可能延长我们的寿命，但如果没有人文学科，以及其领军学科历史，那么留给我们人类的生命可能会乏味、不人道，也许同时还会缩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