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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虫多

2004-03-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本周主持:郭佳发言城市:上海

“写诗也是一种死亡的练习”,因而“诗人之死”远比“诗人之生”听起来更令人动容。最近到处可

见追思臧克家的文章,或是描摹诗人生前的风范,或是急于盛赞其文学史地位。同时一些朦胧诗爱好者也开始在这一事件上大做文章,某些用词实在不堪。诗人有命途多舛的一生,并非好风凭借力的无行文士,他的作品不再被奉为圭臬,也只说明其诗学观念缺少变通,这是先行者的命运,更是大多数诗人难以规避的结局。传记式的批评如果由偏执狂写来,除了可能的文体学意义以外,很难引导任何正面的阅读。

王晓明新近在文汇报上撰文,针对评论界咳唾纷飞的现状,他吁请一种“同情的批评”。这其实不是个新鲜的口号,伏尔泰早就将“健康的批评”列为第十位缪斯,在上世纪初,蒂博代也提倡一种“以同情为核心,以品鉴建设创造为支柱,以评断整理解释为后续的批评”。批评范式新陈代谢的速度另人瞠目,其实大可不必定于一樽,大师批评与职业批评各有千秋,寻美与求疵也各擅胜场,只要有趣味,有见解,有效用即是好的批评。总之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不同的声音比单一的声音好,对话比独白好。

陈思和也发表有关媒体批评的文章,这一论说肇源于“手机”事件。针对活生生的当下文化事件评论,深居简出的教授们本就不该缺席,事实上现当代教研室大有演变成文化研究据点的趋势。陈先生的评析恰逢其时,他本人又并非游谈无根,“媒体批评”一词的发明就表明了中国学者冲破非西学术语无以成论的概念困惑。相比于其他专业研究中的顽疾――皓首穷经,一无所出的“迟疑症”,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更能完成必要的急就,草率与否暂且不谈,谁都知道,一切当下性强的学术和非学术写作难以回避随写随看随丢的“时文命运”。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陈王二位的论述之下与当年引发“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盛况差矣,是论题的学术强度不足,抑或批评界正沉潜下来,现在尚不得而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似乎是热闹的学术争论发言背后真实的精神状态。

“前度陆郎今又来”,此人熟悉国内外的学术现状,加之学富几车,又身在海外,拥有一个颠覆者和癫狂者的全部资质和机缘――负箧英国的陆兴华又出来伤人了!曾几何时,他指摘汪晖的帖子广播于网际,现在他的一帖“‘现代性’这小蜜娘引无数博导竞失身”重被抖搂出来,继而被争相转载,在那里,老到的学养和残酷式的青春写作相缠绕,学术探讨与人五人六相粘连。大鸣大放的口吻加上逞才使气的笔调,使得他的文字颇富可读性,而英法德三国文字的引文更令读者云里雾里。遭他贬损的教授迄今无任何反应,倒是无数被他搅得不知所措的研究生们徒替先生们怒火中烧矣。

演艺圈中有无穷无尽的走光事件,而一段时间以来,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多的曝光和自我曝光也竞相登场。窥视欲和期待视野应该可以解释这些作品备受关注的原因。私领域和公领域壁垒分明时,人们更乐意刺探别处,现在二者的边界正在模糊,但看客对类似的小创意(小意将征婚和《无爱纪》捆绑销售,生态批评家们可以据此倡导物尽其用)已然提不起太多的兴趣了。且看女写手还会如何变着法把我们宠得更坏吧。这些作者耽于自我抚慰,流连于一种谵妄状态,作品更像是病历的变体和私人文件,可是搭乘朦胧诗的文风绝不可能抵达普拉斯和塞克斯顿的境界。正当所谓大众文化研究者在书斋一隅醉心于理论,在行走中诞生了大量图书,广受好评。谁能说现实主义过时了呢,谁能说当代作家执迷于语词练习呢。书正在热卖中,已经产生了社会效应,某干部将以“侵犯名誉”之名告上法庭。我们渴盼一次正面的书写不会以庸俗社会学的口角而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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