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鲍里斯・阿库宁（Б．Акунин）新年伊始就双喜临门：一是“ОЛМА－ПРЕСС Экслибрис”出版社在
阿库宁的“范多林系列”计划由12部作品组成，《金刚石马车》是第11部。范多林（Фандорин）是贯穿该系列全部作品的主人公，从青年时代一直写到老年，故事的时代背景从19世纪70年代一直到十月革命前后。阿库宁说这个系列其实是讲述一个人的历史，一个经历了各种人生状态的男人的历史。
阿库宁的作品装帧素雅，只着黑白两色，在封面花哨招摇的同类小说中显得个性非凡，1997年一上市即引起关注，只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直到1999年才谜题有解：原来阿库宁就是《外国文学》（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杂志的副主编格利高里・赤哈尔基什维里（Григорий Чхартишвили），他毕业于语言文学系，是日本问题专家兼文学翻译。
阿库宁“诞生”的时候，赤哈尔基什维里正在写作《作家与自杀》（Писатель и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这是一本文学研究方面的专著，令他感觉身心俱疲，迫切需要用比较轻松的事情换换脑筋，于是就一口气用阿库宁的笔名写了三本侦探小说。
从此以后，赤哈尔基什维里严谨治学，负责撰写严肃的学术文章；阿库宁则恣意想象，专职创作光怪陆离的破案故事。除了“范多林系列”，阿库宁还写有“佩拉盖雅系列”，共三册：《佩拉盖雅与白色猛犬》（Пелагия и белый бульдог）、《佩拉盖雅与黑衣僧》（Пелагия и черный монах）、《佩拉盖雅与红色公鸡》（Пелагия и красный петух），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和剧本。在剧本《海鸥》中，阿库宁把契诃夫的名剧做成了一道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练习题：阿版《海鸥》的情节像日本的《罗生门》一样扑朔迷离，不同的叙述角度，有不同的犯罪逻辑，而在每种犯罪假设中都有不同的凶手。
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善于从社会新闻、刑事案件中汲取创作素材，在这一点上阿库宁颇得陀氏衣钵。虽然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时事”早已成了“故事”，然而对阿库宁来说，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件却往往不失现实意义，为他的拟体侦探小说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记得本报刊登过一则消息，说是托马斯・哈代的一个笔记本透露出一个秘密：原来他的《卡斯特桥市长》和《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许多故事情节来自于多塞特地区的报纸。哈代为自己对这些材料的依赖感到惭愧，所以一直对这本笔记讳莫如深，还曾希望在身后销毁它。与哈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库宁对自己利用档案的本事却津津乐道，毫不隐讳去档案馆查报纸、个人档案和履历表的乐趣和享受。他推崇细节的精确，在他小说中出现的大部分报纸短讯都确有其事。
如果说哈代是“特别珍惜自己羽毛”的作家，那阿库宁就属于根本不在乎“名分”的另类。尽管他的事业如日中天，却始终在通俗文学的定位上安之若素，一边声称自己的创作“费墨不费心”；一边强调“通俗文学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比精英文学还要重要。因为对通俗文学感兴趣的人更多。通俗文学并不一定就是粗浅的，它也可以是崇高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在得奖的问题上，阿库宁也表现出超凡的豁达：“非商业文学奖应发给作家，而不是畅销书的写手。畅销书作者的最高奖赏在于销售量。”显然，他给自己的定位是畅销书的写手，而且已经得到了最高奖赏――他的每一本新书上市，几乎都是俄罗斯畅销书榜上的魁首。倒是文学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忍埋没他的才华，喜欢把他往上“提半档”，认定他是货真价实的作家。
20世纪俄罗斯作家阿克肖诺夫（В．П．Аксенов）曾经用香槟和伏特加比喻俄罗斯文学的两种风味：或者快活，如香槟；或者浓烈、忧郁，像伏特加。阿库宁选择酿制“文学”，又有本事在“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优游自得，流行却不流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