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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促动下的“洋教材”本土化

2004-04-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如今的引进教材市场呈现出三大趋势”,培生教育集团中国(Pearson Education China)市场与销售经理汪亚文先生说:“第一个趋势是影印版教材增长势头迅猛;第二个趋势是翻译版的教材越高端的越吃香,普及型教材整体市场走低;第三个趋势是改编版教材的出现。”

国内某些教材本身内容陈旧的缺陷已经是众

所周知了――这种情况在计算机教材领域尤为突出,面对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发展,国内的计算机教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深度和速度上恐怕还很难能跟上技术的步伐,这就给“洋教材”留下一个具有独占性的市场空间。在高校扩招、教育部“双语教学”政策的大背景下,这几年来在计算机教材市场上“洋教材”异常活跃。外来的新事物通常会在局部出现南桔北枳的现象,“洋教材”进入中国市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自从2002年在多所高校被大规模采用以来,“洋教材”在中国市场上已经经历了两年多的适应过程,“水土不服”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本土化”当然不能仅仅理解成文字的翻译,在用户需求的促动下,“洋教材”的本土化今天走到了哪一步?

汪先生从“洋教材”市场趋势的角度解答了笔者的问题。据汪先生介绍,在2003年,培生教育集团通过北京办事处被引进到中国市场的计算机教材就有250多种(其中翻译版教材占了160多种、影印版教材占90多种),另外还有通过英国图书部和美国图书部引进的数十种教材。这样算来,2003年一年间国内仅培生集团的计算机教材就引进了将近300种!

“影印版计算机教材需求的增长势头非常迅猛,”汪先生说,由于教育部双语教学政策的颁布,很多学校都有相应的硬指标,影印版教材作为原版教材的廉价复制品在国内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学生现在的水平普遍很高,比如说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校,他们有200多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采用的都是英文版的教材。”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之下,影印版教材的引进速度增长也非常迅猛,汪亚文说:“这几年来影印版教材引进的数量每年都保持超过30%的增长率。”

影印版教材的火爆并没有抢走翻译版教材相应的市场,翻译版教材按照独立的舞步在跳着自己的华尔兹。汪亚文介绍说,翻译版的教材越是高端的越受欢迎,名家作品和经典教材的品牌效应在这个市场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另外在公共核心基础课――如编译、操作系统、计算机与网络等方面,对作者各方面的综合知识要求很高,国内很难找到合适作者,所以这方面的翻译版教材填补了市场的空缺、也一直呈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一些普及型的教材的情况就不太那么乐观了。由于这类教材编写的门槛非常低,国内有大量的同类竞争图书,这类教材在市场上一路走低。

“洋教材”不仅在市场上进行了品种的本地化,在市场推广要素的本地化方面也同样当仁不让。“引进版教材一个突出的竞争优势在于服务驱动”,汪亚文说,“伴随教材的免费服务对教师选择的影响作用非常明显。这里所说的免费服务既包括课件,也包括了内容的在线更新服务。很多老师希望能够在备课上节省时间以便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研究活动,引进版教材提供的免费课件给老师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另外课程内容随着技术发展需要更新的时候,在线内容更新让国内的教材能够和国际最新技术发展接轨。在教材推广的时候,免费的服务是一个重要的销售亮点。另外,国内读者在选择教材的时候,非常看重作者的知名度,所以名作者也是引进版教材推广的一个重要市场销售点。”符合市场需求的要素在推广的时候被突出,不符合国内需求的就弱化了下去,“像培生的CourseCompass等在线教学管理平台在国内计算机教材领域并不太受欢迎,但是在经管领域被很多老师重视并使用,所以在市场推广信息传递的时候也要做有选择地区别对待。”

“国外的教材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完全适用,”汪亚文说,“国外的教材一般都内容很多,但是老师未必会都讲,剩下大量的内容是给学生自学用的。而国内对教材的需求情况是不需要那么多老师讲不到的内容,同时希望能够有更广泛的内容,完全照搬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据了解,目前“洋教材”的改编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目前培生教育集团的一部分教材正由来自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的老师做适合中国教学需求的改编工作,今年年底可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改编版。在“洋教材”的改编工作方面,英文版改编教材走在了前头,但中文翻译版的紧随其后――据悉电子工业出版社正在从事翻译版教材的改编工作。

但“洋教材”的本地化改编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改编者,“要改编一本教材,必须要从头到尾吃透它,有这样的精力写一本新教材都绰绰有余了。”汪亚文说,另外改编就牵扯到版权问题,很多名作者很不情愿自己的大作被别人“又割又补”,如果牵扯到来自不同出版机构的教材的改编,版权问题更可能引起旷日持久的法律谈判。另外,由于改编的难度非常大,造成了教材改编成本居高不下的局面,“另外改编者署名也有些别扭”,汪说,“付出了比写一本新教材更多的劳动,结果只署个不起眼的改编者的名字――这让人在心理上也不太容易接受。”

在经历了品种、市场推广要素的本土化之后,“洋教材”已经开始了产品本身的本土化征程。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教材自身的本土化难度要远远超过品种和市场推广要素的本土化,但是这一步终究还是市场需求促动下势在必行的一步,而且无论如何都要也都会走下去――这些经过本土化的“洋教材”到底会给国内的计算机教材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许不出一年我们就可以亲眼目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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