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由于做施蛰存研究，与90高龄的徐中玉先生有几通书信往来。徐先生在一封回信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鲁迅移墓那天，我也去参加了，施（施蛰存――笔者注）也在场，但他是一个人去的，大家一块拍照时，他已经不见了，可见其为人。他对鲁迅此事的批评（“《庄子》与《文选》”之争――笔者注），从未同意过
前不久，给本科生讲新诗，重读沈尹默的《月夜》，竟默思良久。这首小诗表面看来无意为之，信手而得，细读则意旨深远：“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小诗作于1918年，正是张扬人格独立的时代，那时流行着易卜生的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最孤立的人。”这种遗世独立的傲慢，被郭沫若夸张为“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的豪言壮语，在鲁迅那里，借子君之口，成为“我是我自己的”呐喊。而沈尹默的《月夜》更像风霜之夜的独语，最后一行一个“却”字，既没有贬低树的高大，又凸显出“我”的傲然自立。这首诗好像正是为今天写的，上个世纪人们是被捆在大树上，今天人们更愿意自己“靠”上去，所谓“有棵大树好乘凉”、“树倒猢狲散”，说的就是“靠着”。
最近几天枕边总是放着一本小书，谷崎润一郎的老年随笔《阴翳礼赞》。懂点文学的人都知道，谷崎是日本“唯美派”的代表作家，被称为日本的“王尔德”，其小说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曾是时髦男女手上的常见道具。这个流派有自己的文学阵地，也有自己的文坛结盟。但是有一天，谷崎突然离开了这个阵营，成为孤立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以前，他和同伴总是以文士、艺术家自居，留着披肩长发，故意衣履不整，但后来自己感到厌倦，开始在打扮上摒弃文士派头，如果穿西装，一定要穿笔挺的上衣，黑上衣配条纹长裤，不然就穿昼礼服，帽子多半戴小礼帽；如果穿日本和服，就结成茧绸或大屿绸的素色外褂，还要整整齐齐地结好衣带，一副旧式商人的派头，好像某家商号的少东家一样。这副打扮，引起盟友的反对，大家群起而攻之，谷崎润一郎也就和昔日朋友疏远了，并且抱定一个信念：文学家不应结成盟党，最好孤军奋斗。他之所以仰慕永井荷风，是因为没有人比永井更彻底、更持久地实行这种孤立主义了。谷崎以前是为一个阵营的风格写作，而之后，他只为自己写作。淡出交际的谷崎，写了许多深邃、有独到见识的随笔，比早期小说更耐读。比如谷崎在日本文化中发现了“阴暗”之美，发现了那些幽居深闺、幕帘低垂的妇女鬼蜮变换一样的美，这才是东洋文化令异域人诧异的精髓。
亨利・戴维・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营造了一种朴拙未凿的生活，他离群索居，自力更生；于僻静悠闲的湖畔，梭罗再思索生命，就像哲人一样，悟出了许多睿智的思想，但他最大的改变，是把原来善于交际的自己变得孤独了，“我发觉我与湖对面的朋友隔湖交谈，那真是一种享受。”但是和一屋子朋友交谈时，他却找不到感觉。我们的言语和思想需要有个适当而宽阔的边界，边界之间最好再有个中立地带，这样人们就不会轻易相互打扰，人和人也不再“靠着”。与梭罗的隐居相比，我更欣赏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的独处，身居闹市，还能拥有弹丸之地的孤立，有交错的空间，却永远不让灵魂受到干扰，这才更像“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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