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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照夜”望黄河

2004-04-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在今天,还有“照夜”的文学作品!《文学中国》编委会把刚刚逝去的这一年的“照夜文学”汇编成《2003:文学中国》。读罢全书,刘梦芙先生的诗句――文章照夜光芒在――奔来眼底(见《博览群书》2003年第12期)。

本书作者共30余位,所选文体以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为主。作者中有名人也有非名人,“他们

并非倚仗了所谓名人的身份入座”,衡量他们的唯一标尺就是作品的“光芒”。

说来简单,“光芒”起于真实也终于真实。当“艺术家把自己灵魂的秘密放在显微镜下”(托尔斯泰语),并“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时,“光芒”就必然闪耀在作家的笔下,也一定会闪耀在读者的心中。

“俊俏、勤劳、工于心计”的农村妇女宋家银为什么扭着劲儿地非要《到城里去》?只因“工人家属”的身份早已不能满足她“活给别人看”的心――看着别人活,活给别人看――这点儿堪称人们奋斗目标和最后安慰的“中国特色”,被刘庆邦展示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虽然宋家银的“城里”梦在有生之年是做不成了,但她的儿女毕竟还是大有希望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变为城里人也是历史发展所要求的。问题是,城里人就不“看着别人活”了?只怕更甚!当千千万万城里或乡下的“宋家银”还在虔诚地延续着原有的基础格调时,我们就注定是不配享有更好命运的人。

谢雨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值青春。可当她突然被叫到系主任办公室,她的命运就已经铸定。“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抹不开脸,要是抹不开脸眼下可不是时候。”一位从“在打仗”的广西来的军人简明扼要而又底气十足地“教育”着她。谢雨是不重要的,大学生是不重要的,女性更是不重要的。谢雨必须完成她的“使命”,不管这个“使命”出于一个多么冷硬的逻辑;她还不能为这个“使命”留下“副产品”,这也同样是那个冷硬的逻辑所规定的。《谢雨的大学》让我们依稀听到了“六十六年前鸣响在延水河畔的由另一个叫黄克功的军人发出的嚣戾的枪声”――虽然谢雨的伤口被钟求是“小心地包扎了起来”,但我们还是清晰地感觉到了谢雨的“伤痛和负累”。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负累与伤痛。

本书的封面是沉稳的红色,封面上部有一盏放射着光芒的小灯。《小灯》――它既是全书最好的象征,又是书中最好一篇小说的篇名。仁慈的上帝在每个人心里都放了一盏小灯,不是吗?否则你又凭什么说自己是一个人呢?一旦这盏小灯的光芒被黑暗所遮蔽,整个世界马上呈现出不可思议的恐怖与荒唐。尤凤伟只有把小灯的光芒寄望于孩子们身上,只有他们才可能保留着那盏“小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放射出恒久的光芒。当我们不喜欢“小灯”,当我们认为“小灯”让我们吃了亏,是我们累赘的时候,我们曾付出怎样的代价,又蒙受怎样的耻辱?这一切,不正是历史小说作家应该告诉我们的吗?可充斥我们耳目的,只有康熙与乾隆。

格非的短篇小说《戒指花》无疑是对“小灯”价值的反证。一篇关于奸杀的假新闻使全社会为之轰动;一则关于电影明星的消息使媒体瞪大了眼睛;而一个孤儿――一个只有四五岁,父母就因疾病、贫穷、绝望而相继死去的孤儿,“却丝毫不能触动周围人们的恻隐之心”。体面光鲜的人啊,存在就这么轻飘吗?可知自己只不过是没有重量的“空心人”?

本书散文、随笔的作者大都是让人一看名字就心里踏实的人,如高尔泰、邵燕祥、王小妮、筱敏、王得后、连岳、秦晖、王怡、张鸣等;当然也有连编者都“未详”的人,如朝阳。朝阳的散文《丧乱》是一个概括力极强的文本。支撑中国走到今天的农村及农业文化被压缩到了极致,正所谓由根知叶,由叶知根。“偏见和愚昧从一个农民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包围了他……数量,只是因为数量巨大,他们似乎才经得起欺诈。”农民,从来是这个古老帝国最容易剥夺和统治的对象;作为报应,这个帝国也最容易成为农民文化的牺牲品――“精神世界里没有天国”、“生活得不到应有的审视”、“坚决排斥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农民,那些人是农民中的另类,或者不是农民!”

我们已见过无数为自恋、为名气、为势力、为版税而“站立”的诗人,却从未见过“一位因为痛苦而站立的农民诗人”――我以农民的观点对世界进行张望/以孤独的脚印测量你的珍藏/以厚茧抚摸你的生活/以祖先的信条揣度你呼吸的次数/以伤痛的心灵接受外部世界给我的任一种处方――高原是地球的脊梁,孙世祥的《给滇东北》也为我们的诗坛留下了“脊梁”。虽然他才30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脊梁永远是脊梁。

书中还有两位“使编者特别感到欣慰”的作者,那就是夏榆和王寅。说来有趣,夏榆当过矿工,他的周围曾“布满黑暗”;王寅则是记者,他的周围经常布满大都市的“光明”。然而对于文学来说,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文学不会在意你金钱的多寡和地位的高低,文学只看重你有没有“一颗自由独立的灵魂”。(郜元宝)

“真实具有自己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听错。”(左拉)在有“光芒”的文学里,所谓“自己的声音”,就是充满艺术魅力的声音,美轮美奂的声音。展读《2003:文学中国》,我们确实听到了太多这样的声音。在这里,“真实”居然也有了“偏心眼儿”――对于那些忠于自己灵魂的作家,“真实”总是让他们的才华“增之又增”,使他们的作品“卷帘梳洗望黄河”,个个从容饱满,举重若轻;而对那些聪明过人、追逐市场的作家呢?“真实”总是将他们的才华“损之又损”,直至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筋。无计可施,作家已经在“喊”了――可惜呀,你喊得回印数和名气,却喊不回文学的尊严与芳馨。

作家通过写作拯救了作家,我们通过阅读拯救了我们。

《2003:文学中国》 林贤治、章德宁 主编 花城出版社 2004年1月出版定价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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