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报道，武汉下岗女工高秀梅是一位“哭嫂”，亦即职业哭灵人。“哭嫂”的任务是在丧葬仪式上大放悲声以烘托气氛。每次哭灵前，高秀梅都要仔细梳妆。绑在头上的长白纱，擦眼泪的白手巾和麦克风，是她必带的三件道具。高秀梅如诉如泣的演唱常常让在场的人不禁潸然泪下，事后也能获得一些酬金。
其实
“哭嫂”见证了人情的冷暖。亲人故去，当是人生一大不幸。生者对死者的感情如何，也往往在丧葬仪式上得以集中体现。但是，只要生者热爱死者，无须他人渲染气氛，也自能寄托哀思。俗话说，死后嚎叫，不如生前小孝。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应该情动于衷，请“哭嫂”本身带有做秀的性质。我们不否认一些家庭在丧仪上请“哭嫂”表演，既有讲排场的因素，也有借以表现生者哀悼的动机。但自己亲人死后，让不相干的人来痛哭一番，不仅本身非常荒唐，也折射出人情的淡漠。
“哭嫂”昭显了生存的艰辛。“哭嫂”的表演虽然很费力费神，但收入并不高。高秀梅至今还住在借来的房子里。距她家仅两站路就是汉阳最大的超市，因为消费不起，她一次也没去过。同时，“哭嫂”是以牺牲自己尊严为代价挣钱的。除了丧葬场合，其他地方他们都不会受欢迎。没有人（包括亲戚朋友）因为有了喜事而邀请他们参加，邻里也常常躲避他们。高秀梅的女儿今年22岁了，但高秀梅从不让女儿参与演出。她带女儿去过几次哭灵现场，“主要是让她看看自己母亲是怎样给人下跪挣钱的”。从高秀梅的告白里，我们不难感受到“哭嫂”生存的艰难和内心的辛酸。
“哭嫂”是需要关爱的弱势角色。“哭嫂”绝对算不上一种体面的职业，其背负的道德压力和社会偏见可想而知。选择以“哭嫂”为生存方式，在相当程度上迫于生计。我看过媒体对几位“哭嫂”的采访，她们进入角色的诀窍都是联想自己的不幸遭遇。想到死去的亲人，想到家道的艰难，想到自己干的活被别人瞧不起，就禁不住悲从中来。从这个角度上说，“哭嫂在为他人而哭，也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哭”。
“哭嫂”出现在大众视野，表明社会风气需要进一步走向健康和文明，也表明还有许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值得社会各方关注。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特别是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方能避免把那些苦于生计的人们逼为“哭嫂”，也才能使每一位经济困难的底层民众获得做人的基本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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