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论学，往往直指人心，所谓“义理・考据・辞章”，简明扼要而层次分明，让人读之即知学问之要。这一点，其实作为西学之源的希腊思想，也庶几近之。从亚里士多德到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哪个不是“百科全书式”的通人？
遗憾的是，有所得必有所失。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体系日益丰富，专业划分趋向细致，这
以我一孔之见，在当代背景下，既无必要奢望产生孔孟老庄那样的通人圣贤，但也不可以“坐井观天”、“画地为牢”，具体到操作层次或许有所不及，可至少在观念层面上宜有一种“开放心态”，善于“为我所用”，培养“海纳百川”的胸怀。所以，我并不主张采取五四那代人打到孔家店的大无畏气概，而是建议能够“批判的继承”。具体到学问之道，也就是说，“义理・考据・辞章”不可废，但不妨加上一组规训，即“理论・视阈・融通”。
古人治学，首论“义理”，细细想来，原是大有讲究。盖学问之道，说穿了还是需要有“向慕学问之热诚”、“探索真理的信念”，所以义理之说，讲求的是明辨是非，立定的是信念与理想。如果没有了这一条，学术的境界层次，都不足为观。“考据”一门，原是老祖宗的“看家本领”，但日后发展起来，好像反而成了“泥古不化”的代名词，其实不然。因为“义理”虽然有助于立定理想、提升信念，但若论脚踏实地、步步推进，仍不可不冀望于“考据”的“实事求是”。没有细致扎实的入手功夫，再高明的义理也免不了“凌空蹈虚”之讥。但义理高明、考据扎实，也还不一定就能完成学术的使命，读书人之运笔作文，犹如将军之驰骋沙场，“辞章”之说，便是说的“弓马娴熟”之道，虽乃技艺，仍不可稍有偏废。
其实，在我看来，这三者不当分门别类，而应当同作要求。治学者，首重严谨，没有“考据”（此处引而广之，乃是扎扎实实的入手功夫，必须选择某一具体领域，深入挖潜，掌握大量史料，成为有资格的发言人），这学问如何能够做得？所以，“考据”该是任何做学问的基本下手功夫，也是一切之根本。舍此无从谈起。然，仅有考据，也是不行的。了不起做到如“乾嘉诸老”，仍不能算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大学者，之所以能“不世出”，在于其“奇思瑰想”，雄伟壮丽，发常人之不敢发，乃能“开天辟地”，创发新境界。
以上三词，都还是古人之教训，大致都算“沿袭陈说”，无甚高明新见。倒是新加的三项，值得略加分说。
所谓“理论”，乃是说各家各派，都会有自己的主张。尤其是现代学术（原以西方学术体制为基础）更重理论学派的建设，大思想家一般都会构建出自己庞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这种理论，有的难免过于“凌虚蹈玄”，不过总体而言，只要善于“为我所用”，仍会从中发掘大量的思想资源。将之不管不顾，弃之一旁者，无论如何不是“羼头”，便是“蠢货”。这是古人治学所未曾拥有的“利器”，不可不察。
所谓“视阈”，乃是指要有宏通的文化视野、从容的知识储备、丰富的专业资源。“文化视野”之谓，此处专指“古今中外”，治国学的要通西学，学当代的要明古史，反之亦然。“知识储备”之谓，此处意指“博览杂记”，最好能有最广泛的兴趣，治文史者要读科技，居书斋者能行万里路。“专业资源”之谓，此处乃指“高级票友”之意，即对各相关专业领域研究，都不能“浅尝辄止”，而是要在“博杂”的基础上更上层楼，知道其研究状况与好处所在（至少应关注当代前沿学人在做什么、想什么），善于为我所用；当然如果能在此基础上“亲手触摸”，有所表演，那是更好。这一点如德国人就做得比我们好，他们一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专业（通常是一个主专业，两个副专业），这样他们的横向基础就相当扎实，往往既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又有人文学科的深厚修养，再加外语文化的“如虎添翼”，真是可以自在驰骋了。
如果说前两者，只要冷静理性、刻苦用功，再加之以中西交通、科技发达的时代便利，并不是不可达致的话，那么这第三点，却非是有“心有灵犀”、“厚积薄发”兼“时世机缘”者不可达到了。所谓“融通”，借钱钟书先生语以释之，“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转引自刘智峰主编《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第53页）。王国维谓“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其理相通，真可谓是“两代学人，一般见地”。融通之道，最难。其实，面对一个文本即可说明此理。面对一个文本，读来容易，不管是中文还是外文，只要略下功夫，都不能明白其字面之意，但要参透深意，乃至引幽发微，甚至见微知著，则难矣。虽非难于上青天，但“蜀道之难”，还是有的。
这一点，在我自己是“体会之言”，没有这种“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经历，恐怕很难明白其“个中甘苦”。且不说，对读属于临近专业的“英国文学”著作，甚感吃力。就是治本属狭窄专业之内的席勒，我也深感不易。一部《强盗》，其文本简单之极，一般的解读也不知有过多少。然则，我真地进入之后，才知道远非自己当初设定的那般简单。它要求的是整体的对话能力，你不仅要深入席勒的生平与著作，也还要了解他当时的生活圈子与活动范围；甚至你不仅要探究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你还要明白他所身处其中的传统渊源与文化背景，甚至包括欧洲诸国的互动关系与时代潮流。再加上德国启蒙时代那代人“通人型”的知识结构与广博兴趣，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对话能力”必须“突飞猛进”。这里所要求的就是一种“融通”的能力，你不仅要有扎实的“考据”，高明的“义理”，华美的“辞章”，锋利的“理论”，广博的“视阈”，你更需要有水到渠成的“融通”之力，这里既是指“文史哲”的融通，也还包括“政治制约、社会背景、经济条件”的融通，包括“异域之眼”与“本土情怀”的融通。关键是这些融通之后的“大融通”。这其中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需要博览的各类知识，需要技巧，需要思考，需要问题，需要沟通，但更不能缺乏的是学者的意识、宽容的心态，乃至理想的期待、悲悯的情怀。“如是我闻，有大悲悯”，或许，如果学者的心境真能静如止水，却又心雄万夫，那么，学问的成就与目的，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所以，在我看来，一篇好的研究，至少在“义理・考据・辞章”上有所成绩，其见地宜高，此乃文章之立命处；其取材宜微，能言之有据、以小见大；其行文宜美，须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古训也。当今学术文章大病，在满纸高头讲章，让人难以卒读。并非不知康德等大哲亦以此等艰涩之文而成宏篇巨制，也同样尊重那些坚持“独立话语写作”的选择，但仍愿学界倡导一种轻松为文的风气，将“大师的思想”化为“文学的佳作”，以求惠泽士林、惠泽大众。在此基础上，能借助现代之“理论・视阈・融通”三维，庶几或能成就“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学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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