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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交不再神秘

2004-05-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今年3月6日,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两会期间就中国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的外交是全中国人民的外交”;“外交工作就是服务”;“新中国的外交也贯彻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一宗旨”;“今后,我们将继续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在国际上为维护我国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多做实事”。这样的

表达令人耳目一新,媒体随即给予及时关注:“中国外交也要‘以人为本’了,中国外交变得更加具有人情味了,这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人民时评:中国外交的人情味》温宪)“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这里的人既是个体的一个个公民,又是集体的由人组成的社会、人民。外交以人为本,就是说,国家的外交组织、外交活动和外交内容都要以这个本来衡量,即是否满足了人民的需要、是否为人民尽到责任、是否受到了人民的有效监督、是否维护了每个公民在世界上的权利。”(《学者新论:以人为本―――中国外交的新要素》庞中英)《世界知识》双周刊也在2004年第七期以封面话题的形式推出了“中国外交以人为本”。

学者的回应和媒体的积极评价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外交不再神秘”。历史上外交的最初本质是皇帝或国王秘使的事务,与民众没有太多的关系。20世纪出现了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趋势,传统的国家外交转变为公众外交。中国注意到并开始看中这些趋势,外交部门也有意识地向其靠拢,比如强调公众外交中媒体的作用,加强与学术界和研究人员的协商沟通,从而出现了很多让老百姓感动和关切的细微举措。我因工作关系在采访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时,吴大使说:“中国外交深受神秘之害,公众不知道外交在干什么,说我们是‘软骨头’。但是如果把神秘面纱揭开,告诉公众外交是怎么回事,就能争取公众的理解。”(《世界知识》2004年第三期)

其实,解读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媒体,特别是时政类媒体和出版社的诉求。仅以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世界知识》为例。1957年7月1日,由外交部领导提出、经中央批准,世界知识编辑室和第四编辑室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成立了直属外交部领导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中央宣传部1957年1月16日上呈中央的报告中写着:“外交部党组的这个报告和修改后的具体方案,是可以同意的。”从那时起,外交部就与世界知识出版社有了组织上的所属关系。

1966年至1979年,《世界知识》杂志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被迫停刊和停办达12年之久。复刊和重建之后,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论述中国外交的一系列著作:《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中国外交概览》(现改为《中国外交》,由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写,有中英文两种);反映新中国外交的画册《新中国外交四十年》、《新中国外交五十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等;新中国外交外事人员的回忆录(如伍修权、王炳南、孙平化、朱霖、李越然等人的回忆录和《新中国风云》);外交外事业务经验和知识介绍;外交人物和外交事件的特写(如《国际风云中的中国外交官》、《战火中的中国外交官》、《外交官》系列丛书),这些都是“文革”前未曾出过的图书。这些书从宏观的史的纵向和微观的个人经历的横向展示了中国外交的历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岁末年初又相继出版了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和《李肇星外长在线谈外交》,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钱其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任我国外交的领导者,是重大外交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外交经历转折、经受考验并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重要历史时期,反映了中国外交日趋成熟的趋势,也很好地体现了他本人的外交智慧、才能和风格,以及他对中国外交做出的新贡献。

《世界知识》杂志从1979年复刊,便有“中国外交政策、对外关系”的系列文章。从1984年第19期开始,又开辟了“外交回忆录”的栏目,连续刊载王炳南的系列文章《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和孙平化的《中日友好随想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反映中国外交的版面在不断调整、更新甚至扩充,栏目的名称虽然多次变更,但其宗旨却始终如一,正如陈毅副总理1964年在《祝〈世界知识〉创刊三十周年》中所说的:“《世界知识》……根据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精神,致力于报道国际形势的新动向,说明中国外交斗争的新成就,提供国际知识的新材料。”1986年之后反映中国外交的栏目先后更名为“漫谈外交”、“外交生涯”、“外交舞台”、“外交官珍藏”等,直至今天的“外交管窥”。特别令人欣慰的是,近来在组织相关稿件时,我们也感到些许变化,那就是中国外交也在有意识地、比以前更主动地与媒体展开合作与沟通。3月19日,外交部新闻司还邀请中宣部、国新办、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外交学院、现代国际关系学院、新华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中国公众外交课题进行座谈和研讨,并在新闻司成立了公共外交处。

仅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的变化就可以透视出外交与媒体的关系的改善。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这样描述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1982年)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而现在外交部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新闻发布也已制度化,发言人的回答更加细心和丰富,让中国外交逐渐摆脱神秘色彩。

有学者提出,近一年来中国外交表达出的一系列新意识也体现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如今,“社会”这个过去受到忽视的对象,开始成为决策的出发点和中心,外交中的国家利益增加了更多的人民利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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