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活一回：从“纸张人”到“网络人”

约瑟夫・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1928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195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哈佛、霍普金斯、耶鲁等名校，现为加州大学厄湾校区杰出教授（UCIDistinguishedProfessor），并受聘为中国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名誉教

J．希利斯・米勒

这不是困境。我能负责任地选择同时归属两个世界，只要我愿意承担混合生存或双面生活的后果。

我听说在电子邮件和聊天室里常用的一个缩略语是“gal”，即Get a life的首字母。这真是一个绝妙而又入微的劝告或轻蔑。这话听起来并不轻松，它暗示着听话者此时此刻过得并不舒坦。

那么听话者就没有过着好日子吗？人们认为他如此，可能是因为他（她）太依恋传统的判断、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我以为，“潇洒活一回”（get a life）这句话意味着挑战传统的生活规矩，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过得自由些，就是要生活得有完整性、有独立性、有创意。当然，这施为式的命令“潇洒活一回”常常不是一种对独立的召唤，而是约请人们过上说话者过的那种日子。因此，“潇洒活一回”就意味着“放弃你目前的生活，和我一起，过我这种日子。”

我在讲话中提出的问题如下：“潇洒活一回”的涵义到底是不是一种真正的身份或叫自我，它是否随着由纸张为基础的文化到有些怪僻的文化的转变而变化？假若如此，又是怎样变化的？新的社区在发展，这种发展是否给“潇洒活一回”重新定义呢？也许你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千人社区，即那种与众不同、自我封闭、不能相比的、有着独特的目标和生活准则的社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或想要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曾有的生活方式不同吗？如果有人现在要“潇洒活一回”，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吗？这些问题常被问起，这些年来人们也提出了不少的答案。但我还是认为把问题弄清楚让我满意不那么容易。以下是我提供的一种答案。

由电脑作为媒介进行的交际，包括由电脑作为媒介进行的自我交际，正是我这里要讨论的话题。

让我提议做一个思维实验。我想把两个十多岁的人的“生活”并置一起，一个是约生活在1946年的少年，一个是今天的少年。在我的想象中，他俩都是男性。那是否会形成决定性的不同，这是个大而复杂的问题。我这里只能顺便点一下。我认为这样确实会引起不同。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质问是男性还是女性，是男孩还是女孩，质问他们在对统治性的交际技术屈从的方式上有何不同。不管这种交际是纸张形式的还是像素的。我不认为这种不同首先是生物上的。让我把第一个网络人物称为霍拉斯，以怀念霍拉斯・格里历（1811－1872），他是美国早期的造纸人。我把另一个唤作吉姆，他的家人和朋友叫他吉姆吉姆，也不为什么理由。我曾想过把吉姆吉姆称作吉姆詹妮，以表示对他或她的性别的不确定性，就像互联网质问的那样。然而我们所有的证据都在暗示着：我将勾勒的网络人（virtual man）很可能是男性。

被纸张包围的霍拉斯

我想象中的第一个少年约在1946年，他独自坐在一把安乐椅里读一本书。他是第一次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霍拉斯5岁就自学，因此他不必依赖母亲为他读《爱丽斯漫游仙境》。他尽可能多地利用人们给他的时间阅读。他也制作航模和ham收音机。他几乎离群索居，他生活中的关键时刻经常是与书本的遭遇。一个例子就是他初读妥斯陀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那时他还是大二的学生。“啊哈！”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终于找出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了。这个人说了我想说的话‘我是一个有毛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我相信我的肝出了毛病。’太棒啦！我终于找到知己啦。”

这个虚构人物是西蒙・杜林称之为“文学主观性”的绝佳例子。霍拉斯不仅“热爱文学”，花大量时间阅读文学作品，而且对自己是谁、具有什么人的自我意识这些问题，尽管不是完全地，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他所读的文学作品来决定。他是印刷时代的产物，更正确的说是雅克・德里达所谓的纸张时代的产物。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全球网络。无线电是有的。这个年轻人听“阿墨斯和安迪”和“孤独的守林人”。霍拉斯记得曾听过希特勒虚声恫吓的讲话，这些讲话是用听不懂的――但令人印象深刻的德语向美国听众重播的。他的居所装有电话，但他不记得曾经常打电话。当然不是经常打长途电话。每当打长途电话时，家里便有大事发生。

霍拉斯被各种各样的纸张包围着。这些纸张在他周围堆积如山，不仅有各类书籍，还有他的出生证明单和其他的“身份证明文件”，还有先用普通手写后用打字机写的“论文”作业和考试卷。除此之外，还有他写得不勤――恋爱之前写得不勤的信以及他在与恋人天各一方时写的一叠又一叠的信，还有他记的伤感的日记，还有比方说在日记本或他拥有的书的扉页等等地方署了他的名字或题有他的名字缩写字母的所有纸张。

霍拉斯是纸张人（paper man），是书虫。纸张与人的自我是密不可分的。纸张是人自身的添加式的延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自身之外的一种自我。纸张或纸张上所写的东西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召唤、劝戒、命令或恳求人保持原来的自我。如果他有雄辩的口才，更不用说能够驾驭法语，他可能会说雅克・德里达在1977年接受《传播学》采访时所说的话：“文件或者我自己，你们知道……（《对穷人的奢侈的新思考》）‘我可以在纸上签署或承认我的名字’、‘这份文件是我的’、‘这份文件是一个我’、‘这份文件就是我’。”（《机器纸张》，2001年）对于这样的人，协议或者承诺如果不写在纸上就不具有约束力，就不是真的。

德里达在采访中提醒读者注意弗洛伊德《焦虑的问题》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至少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写作行为深深渗透到人的精神中：

如果写作――让液体从一根管子里流到一张白纸上――已经获得性交这一象征意义，或者如果步行已经成为脚踏大地母亲的身体的象征，那么写作和步行将遭到禁止，原因是人们似乎沉溺于被禁止的性交行为。

阅读文学作品即召唤幽灵，这些幽灵有决定读者他自己或者她自己的自我意识的强大力量。对于我虚构的人物霍拉斯来说，情况当然是这样。我使之复活的霍拉斯，正坐在安乐椅里初读《呼啸山庄》。他从书本中获得生命并且在书本中度过他的生命。他是一个纸张人。

吉姆吉姆的新生活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吉姆――我的思想实验中的第二个虚构对象时，我们感叹其中的差异是多么大啊！让我们想象一下今天――2002年的吉姆吧。凌晨3点，他端坐在电脑前，同时做五件事：与一群来自各国的人们玩“亚空间”集体电脑游戏；听MP3歌曲；使用AOL即时消息与一位朋友进行网上交谈；通过IRC（Internet Relay Chat 互联网接力聊天）参加与聊天群的多人交流活动；做大学家庭作业。

吉姆吉姆在一所公立大学就读，主修计算机科学。五六岁时开始使用电脑，一两年后他就把妈妈的电脑（惟一一部他接触到的电脑）做了改动。妈妈打开电脑时，总会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要么屏幕上出现一条信息，要么出现新的屏幕保护。他很早就是电脑游戏老手，常常一次玩上8小时或10小时，只有被强迫吃饭时才停手。他很早就表现出对更改游戏程序或重新编程的兴趣。他从未阅读过程序手册，对那些使用程序手册的人嗤之以鼻。大卫・克里斯托的网络语言密码单上所列的缩略语“rtfm”（“read the fucking manual 读这本他妈的手册”）会让吉姆嗤之以鼻或者做出眉毛上挑或眨巴眨巴眼睛的笑脸符：；－），或者做出讽刺挖苦的笑脸符：：－］。很久以前，吉姆逐渐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和聊天邮件与朋友联络。后来，他开始与朋友们玩在线游戏，因此家里的电话常常一连几小时处于繁忙中。得到父母的首肯后，他整个白天（毫不夸张地说）睡大觉，整个晚上（毫不夸张地说）不合眼，忙着使用电脑。当他可以逃避处罚时，他吃的主要是垃圾食品。简而言之，吉姆吉姆是一个电脑急客（geek）。

他甚至可以说是黑客，就是那种不怀歹意、竭其所能深入程序核心对程序做手脚或更改程序的人。中学时，他已学过基本编程课程。现在，他在大学拥有自己的电脑，是一部PC，一直处于开机状态。他待在大学宿舍的时间中有大约五分之四花在电脑上，即一天至少8小时。他下载了大约1700首MP3歌曲，而当他使用电脑时就一直在听歌。最近，他的兴奋点在接收Mandrake版本的Linux作为生日礼物。Linux的吸引力在于被重新编程的震撼力和开放性，还有使用它的路径能让他进入急客精英群。他热烈拥护网上信息源的开放性和自由的绝对性。他的这一信念影响到他的一般政治观点，他的政治观点也是如此。我想你们会说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从被称为“亚空间”的在线游戏（全球有75万人玩该游戏）的队伍中崛起，现在是“亚空间”的超级仲裁（SMod）。他的“工作”包括“执行规则、监视作弊者、善待玩家、主持竞赛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吉姆吉姆交友甚广，这些朋友主要是他通过“亚空间”游戏在线时邂逅的，他们的交情大多属于淡如水之列。大多数朋友来自美国，但是有一些朋友来自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和其他国家。他与其中一些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譬如与一位他在线时认识的、仅见过一面的女孩的关系即是如此。正如我所提及的，他也使用几个聊天程序（IRC［互联网接力聊天］、AIM［AOL即时消息］和ICQ）。后两个程序是一次一人聊天，第一个程序是多人聊天群。他使用IRC的用户端口是mIRC――一个英国的操作软件。尽管他的一些朋友使用MUDs或者MOOs，但是他从来不太进入这些程序。从中学时开始，他有时与家人和朋友聊天，但是也与他在线时认识的众多的朋友聊天。

如果说霍拉斯从书本中获得生命，那么吉姆吉姆的生命或者说大部分生命是从积极参与数字空间中获得的，这一点似乎很清楚。

纸张时代没有结束

本次思想实验的第一个结论或者结果：有一件事我敢肯定，而且不认为是困境。手写或胜利主义（triumphalism）都无用处。关于在我们大家都遭遇到的数字空间中获取生命，人们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方面，从纸张人到网络人的转变已经出现或者说正处于不可逆转的出现过程中。沉湎于过去将于事无补。另一方面，把电子革命看做合理地焚烧书籍和迎接和平与各民族富庶的千年的到来的对称胜利主义（symmetrical triumphalism）同样是大错特错的。电子革命不是世界末日，也不是历史的幸福终点。面临的挑战是要仔细评估正在发生的事件，认识在数字空间生活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和新的责任。力图改造吉姆吉姆、把“文学主观性”强加在他身上，或者关闭聊天群和在线电脑游戏，或者对互联网普遍进行整顿和检查，这肯定会是一场灾难。个中原因，我将一一说明。我认为最近在美国可能存在这样的真正危险，因为民众的自由正处于广泛违宪的威胁中。

结论二：纸张时代根本没有结束。它可能在未来持续很长时间，正如手稿文化延续到印刷时代一样。一方面，吉姆吉姆阅读或者说过去阅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科幻小说。当然，吉姆吉姆也有身份证明文件，尽管这样的文件越来越多地被载有电子部件的各种卡所替代。另一方面，霍拉斯已经长大成人，你猜想的到，他成为了大学教授。他经历了先普通手写再到使用打字机，然后回到普通手写，最后直接从普通手写到电脑写作，现在直接在电脑上写作的过程。他一直使用电子邮件。这改变了他的生活。在研究工作中，他也使用网络，搜索在线传记，阅读在线版书籍，有时阅读在线杂志等等。但是，他不使用聊天群，不玩电脑游戏。他的“其他的生命”主要在阅读可以拿在手里的实实在在的书本中度过。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霍拉斯不仅是纸张人而且是网络人。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如果说吉姆吉姆总是听MP3歌曲，那么霍拉斯很多时间花在听古典音乐上，甚至阅读或写作时也在听。如果说霍拉斯写文学评论，那么吉姆进行诗歌和小说创作。他表达思想简洁明了，游刃有余，令人扼腕，从所引用的他的话中便可窥见一斑。电脑远远没有将吉姆变成文盲；相反，通过经常性的使用电子邮件和聊天群，他学会了简洁有力地使用语言。至少对一些人（那些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来说，使用电子邮件和ICQ是对你想要进行的语言处理的极佳训练。我推断两种自我和社区归属的大面积交叉存在着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存在。这不是困境。我能负责任地选择同时归属两个世界，只要我愿意承担混合生存或双面生活的后果。

结论三：尽管这两种类型的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他们在一个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借用西蒙・杜林的话，文学和网络空间都是人间魔术。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西蒙・杜林在《现代的魅力：人间魔术的文化力量》中追溯了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直至20世纪初期魔术表演和游艺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作为该历史的一部分，他探讨了魔术与文学的关系。他感兴趣的是类似霍夫曼的《凯特・默》或雷蒙德・卢塞尔的《非洲印象》这样的作品。这类作品与魔术表演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然而，杜林没有明确观察到所有印刷出来的文学作品不管它们是否公开提及魔术都可以看成是魔术。一部文学作品便是咒文或咒语，它们敞开了一个新世界。杜林谈到电影拓展了魔术表演的方式，譬如部分借助长期以来作为魔术舞台表演的一部分的魔幻灯笼。最终，电影使得舞台魔术失去生意。电影具有更强的魔力。借用哈罗德・布卢姆所借用的表示魔幻能量的非洲土话，电影具有更大的足霸（“Zumbah”）。

杜林也没有观察到现代通讯技术，从特技摄影到电话到电影到无线电到电视到唱片、磁带或CD再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旧时的梦想，达成了与生者或死者的时空联系。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欣赏格兰・古尔德早已化为尘土的手指弹奏出来的巴赫的《哥尔德堡变奏曲》。我甚至可以听阿尔弗雷德・洛德・丁尼生朗诵他的诗歌。谈谈招回亡灵吧！

正如劳伦斯・里克尔所揭示的，在电话和磁带录音机出现的初期，人们相信他们听到的死者（通常是他们的母亲）的声音是藏在生者的声音背后的，或者通过静电附着在电话连线或磁带上。这些电子技术逐渐取代的不仅有魔术舞台装置，而且还有另一个正渐渐褪去颜色的人间魔术形式――文学。电影、电视、CD、VCR、MP3机、电脑和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最具影响力的有着千里眼和顺风耳的魔术师、巫师、变戏法者和talkingheads卡通片绘制者。简而言之，这些装置就是我们进行魔术表演的主要供应商。它们对思想观念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力量，正如书籍在书籍时代、纸张时代所起的作用。

做纸张人还是做网络人

结论四：以我的思想实验为基础，对于纸张人和网络人之间的差异，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有些差异令人非常吃惊，至少对我来说如此。假如我不做思想实验，我就不会想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异表明做纸张人优于做网络人。

分结论1：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霍拉斯比吉姆吉姆更加幽闭独处，更加孤单寂寞。读文学作品或者写文学作品是一项寂寞的活动，更不用说针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论，譬如我对《呼啸山庄》中的一段插曲所进行的发幽探微的诠释。这一活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恋性的或者是自慰性的。与此相反，吉姆吉姆积极与其他人接触，参与聊天群的内部交流，玩“亚空间”游戏。他并不是那么自爱自恋，孤独寂寞。

分结论2：比起读《呼啸山庄》的霍拉斯，玩“亚空间”游戏或使用聊天群的吉姆更积极主动，更具有创造性。互联网以及通过互联网而接触到的许多事物以其具有“互动性”而引以为自豪。“互动性”是互联网的母题。吉姆习惯于每天数小时日复一日地充分利用网络，这需要语言的极大丰富性和创造性。正如大卫・克里斯托的《语言和互联网》所揭示的，互联网用户正迅速创造标准英语中的新术语或习语。此外，只要吉姆吉姆通过网络塑造的自我而成为吉姆吉姆自己，他就积极投身于塑造自我的非凡过程中。

不管要求作出多么积极主动的反应、甚至干预，读书或多或少是被动型的、接受型的活动。霍拉斯独自一人坐在安乐椅中，让《呼啸山庄》的语言为他编织神奇的梦。他比吉姆吉姆更可能通过屈从文学即“文学主观性”让自我得到塑造；而吉姆吉姆尽管自然而然受制于“游戏规则”却在塑造自我或自我个体。

分结论3：如果属于朋友和伙伴的社区是件好事即人类的正常情形的话，那么吉姆吉姆比霍拉斯更明显的拥有这一优点。吉姆吉姆坚决参加数字群体；而霍拉斯却与艾米莉・勃朗特独处或者孩提时的他沉醉于《瑞士的罗宾逊一家》或类似的书中，任凭母亲怎样千方百计劝说他“出去和别的孩子玩”，他都无动于衷。此外，尽管人们持有保留意见，数字社区似乎的的确确构筑了独立的亚文化，这些亚文化对于主流民族文化没有直接的益处。每种亚文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标准。这也许可以从如此众多的创建拥有自己的法规和惯例的虚拟国家的电脑游戏中找到答案。

最后的结论

数字空间里的社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异质社区，它们是某种独立的政治思潮的藏身之地。依我看来，这是极好的事。多样性和独立性是而且应该是我们的民族的和多民族的性格的主要方面。当人人保持思想一致，否则以叛国罪论处的呼唤成为人们“战时”心理的相当大的组成部分时，情况尤其如此。至少对我来说是骇人的一个例子，是最近电视播放的一条为旅游业量身定做的广告。该广告展示了乔治・W・布什的讲话片断，一系列与旅游业相关的人士或团体像机器人一般地随声附和。广告的意图是让观众相信在“9・11”之后出行旅游是爱国之举。布什在电视里说：“美国人在问‘美国要求我们做什么？’”其他人一字不漏的随身附和：“美国人在问‘美国要求我们做什么？’”“美国人在问‘美国要求我们做什么？’”美国要求我们做的是我们应该为祖国出行旅游以挽救旅游业。“而我们愿意，”布什在另一个片断中说。于是，像给观众施催眠术一样，应和之声四起：“而我们愿意。”“而我们愿意。”“而我们愿意。”此时，观众已是目光呆滞，毫无旅游的兴致。这就是把自己出卖给商业利益的美利坚合众国现任总统！两相比较，我认为吉姆吉姆的电脑游戏聊天群听起来相当健康。

以从我的思想实验中得出的结论和分结论为基础，我断定做吉姆吉姆优于做霍拉斯。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首先，除了霍拉斯的文学作品和吉姆的网络，许多其他的ISA（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思想状态机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劝戒、质询、敦促他们保持自己的本色。学校、电视、电影、报纸、杂志各显其能，更不用说警察和政治家们了。在距1946年50多年后的今天，霍拉斯观看电视，包括浏览网络新闻，也搜索Cur?sor．org――另一家网络信息源。吉姆看电视比霍拉斯少得多，尽管可能看电影看得更多。当然，那些MP3歌曲也不是不包含思想内容的。的确，让霍拉斯成为现在的霍拉斯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思想的权威供应商，譬如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有关中产阶级求婚和结婚的观念。虽然如此，甚至经典作品有时也会对主流思想持批评态度。《呼啸山庄》当然如此。该小说几乎不是对父权性别等级制度和资产阶级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率直的肯定。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吉姆的电脑游戏不是无害的。这些电脑游戏常常粉饰战争，正如同“亚空间”这类数目众多的太空战争游戏；或许它们创建虚拟国家、使国与国之间开战以使由于全球化而可能或应该遭到削弱的民族意识永世长存。电脑游戏充斥着大量的暴力。设计它们的急客们并没有脱离青年的主流意识。除此之外，互联网正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它像《连线》（Wired）杂志一样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工具。不屈从跳动的“cookies”和其他激起消费者贪欲的广告的商业轰炸，你就难以使用网络。

一方是“亚空间”游戏，另一方是《呼啸山庄》。委婉地说，两者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迥异的虚构现实。但是，区别不在于一方充斥着暴力而另一方权威性地肯定传统人文主义价值观。《呼啸山庄》像《圣经》或者荷马、索福克勒斯、但丁以及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充斥着骇人听闻的暴力。区别也不在于经典文学具有性别的相对稳定性而数字空间具有性别的模糊性。《呼啸山庄》的作者是位女性――艾米莉・勃朗特。她在出版该作品时使用的是听起来很男性化的假名――艾力斯・贝尔（Ellis Bell）。她启用了一位男性故事叙述者――洛克伍德。洛克伍德不仅记录了凯瑟琳・恩肖和希斯克利夫向耐丽・丁倾诉的肺腑之言以及伊莎贝拉和其他人写的信而且还记录了耐丽的叙述。谈谈假名的使用和虚拟个性的接受吧！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即我的思想实验的最终结果是做网络人优于做纸张人，尽管对此我持有保留意见。不管怎么说，事情发生了，那么给网络人更多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