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并不能仅仅看作是懒惰和不做事，而应该理解为一种顺应自然的自由态度和心态，其中蕴涵着一种哲学，一种境界，包含着体现人最高价值的诸多思想。
“闲”的反义词――“忙”，也不仅仅包含“勤奋”、“为公”等褒义，也还有很强的贬义。陈寅恪先生在给“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毕业生赠言”中，就将“读
这里的“忙”，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所形容的“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状。其要害在于“为人”，读书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是为了诠释他人的思想、意图和政策，为了迎合他人的臧否毁誉，为了从他人那里获得功名利禄。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已把“为己”与“为人”两种为学态度区分开了，赞扬的是“为己”的古之学者，贬斥的是“为人”的“今之学者”。荀子在《劝学篇》中态度更为鲜明：“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对“为人忙”的学者更加看不起。范晔在《后汉书・桓荣传论》中进一步阐明道：“为人者凭誉以显扬，为己者因心以会道。”真正的学者的治学，是为了自己“因心以会道”，而不是像“为人者”那样“凭誉以显扬”，所以不会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伪学欺世。而只能要求自己的人格、生命与学问、真理合而为一，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如此这般才可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读书不肯为人忙”，“为学不作媚时语”，“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作一句空”。所以要做到闲逸散淡不为人忙，第一条就是把自己从功名利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欲则刚，寡欲则闲，既无求于人，又无人求我，读书、写作仅仅是为了“因心以会道”，活得明白点儿，除了思想、学术和艺术本身的成就之外别无野心，亦无所求，自然就闲寂了。
“万法本闲，惟人自闹。”世界上的事情虽多不胜数，本质上却不过那么几条，并不繁杂，闲简得很，只是人们庸人自扰，把自己闹得手忙脚乱。不是吗？“为人”的“今之学者”，那些书蠹、文痞、状元、举人以及热衷各种头衔者……“数尽他家宝，自无半分钱”。从生命的本真状态来看，就像在海边数沙的数量，除了扭曲自我、自招疲惫、困恼之外，了无利益可言。所以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都因为厌倦那种磕头迎送的勾当，而甘心弃官辞禄，回家去过自由自主的生活。那些以自己的生命自由、独立思考为代价换来的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烟眼云罢了。套用昆德拉的话来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忙’”。庄子给这种自戕的“忙”界定了个名称，叫做“天刑”。他主张摆脱这种自制的刑具，“乘物以游心”（《人间世》），顺应自然，自由驰骋。而庄子这样的“为己”的“古之学者”，也正是独往独来，游哉悠哉，无挂无碍，自由自在，悠闲自得之间就把宇宙万物、人生根柢说绝了，后人绝难超越。
因此，林语堂才在《生活的艺术》中强调了悠闲的重要，说道：“智慧的人决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决不是智慧的，善于游优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古人也说过：“五十年来思虑熟，忙人应未胜闲人。”（白居易：《闲行》）“绿水青山，得道之人本要闲。”（王哲：《减字木兰花（青山绿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程颢）“倚窗闲看六窗飞，风轻止还作。”（赵可：《好事近（密雪听窗知）》）蒙田和英国随笔家们都爱自称“闲人”，甚至赞美“懒惰”，颂扬“流浪汉”，宛若遗世独立、超然物外的闲云野鹤。蒙田在《自画像》中坦然宣称：“我性爱悠闲，而且十分喜欢无拘无束，我是有心要这样做的。”他的随笔集的宗旨就是“闲话家常，抒写情怀”。在人们的印象中，鲁迅是最赞成勤奋的，他一定反对“闲”吧？恰恰相反，鲁迅对“闲”也是非常肯定的。他主张在学术文艺的书里“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这些哲人、大家所赞美的“闲”，并非是懒惰，而是挣脱道统和教条束缚之后获得的一种精神自由与创作灵气。因为：“人一旦事务缠身，便失其灵性。”（兰姆语）“一个人如果过分用功读书，那就会像老故事里讲的，他就很少有时间思考。”“一走出书斋就跟猫头鹰似的，脸上带一副古板的呆相”，“总显得干巴巴、木呆呆，或者像是害着消化不良症”，没有“闲人”那种智慧，那种幽默和雍容大度的风范。（斯蒂文森语）这一点，与尼采是相通的。尼采，这位被弗洛伊德称为“比其他任何活过或者似乎活过的人更能深刻地认识自己”的诗人哲学家，就习惯于在旷野，在寂静的山谷，在海滨，在散步、跳跃、攀登之时，在脚下的路也好像在深思的地方思考，在闲逸散淡中从事创造性的精神工作。他鄙薄学者“愚钝式的勤勉”，靠别人的思想度日，“扼杀一切教养和高尚趣味”，把自己的生命、真实的“自我”消耗在自早至晚刻板而绝无创造性的“劳作”中。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一个跑马场，任别人的思想的马匹蹂躏一通。他坚决走“自己的路”，宁死不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作为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向往闲暇，以便自由地从事创造，玩味自己的思想，说出非他不能说出的话，“以谐谈说出真理”，“在十句话中说出旁人在一本书中说出的东西”。中国古代的所谓“懒道人”、“拙叟”、“痴翁”以至老庄禅宗之类，也都与这种“闲人”同源。“闲”，实在是人类智者的共性，写好杂文、随笔的第一要旨。这种“闲人”的素养乃是这种随意性文体的基础和灵魂。钱穆在《湖上闲思录》中以“空屋”为例，称赞“闲思”是一切大宗教大艺术大文学萌芽开发之所。历史上的许多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学者，竟然是庸懒到“绿满窗前草不除”地步的大闲人。
我向往日本茶道的理想生活：一人幽居在只有二、三个“榻榻米”的茅舍中，饥时到屋后地里摘些蔬菜果腹，闲时则去听春雨的萧萧之音。或者独居在简朴的小庵中，迎接着不意来访的客人，沏上香茶，插上鲜花，宾主交膝恳谈，共享着这闲静的午后。闲寂，是美、道德与灵魂的融合。茶道的精神，就是心灵的闲寂与环境的清洁。这个目标看来一时难于实现，那就效仿法国大思想家、大散文家蒙田，在“无妻、无子、无物、无仆的那种情景”中彻底独处，在读书、思考的同时向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敞开自己的思想之窗，在完全属于自己一人的书房中，“披襟散发最宜闲”，自由自在地闲思散想乱读书，有了想头，就信笔写在纸上，打进电脑，不求发表，也不求他人赞赏，更不求功名利禄，惟求自己会心悟道，在闲寂中自成一世界。这样写出的东西，倒可能清新自然，比苦思冥想、刻意经营出的“作品”少些工匠气和斧斫痕迹，也可以寻到些人生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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