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教辅图书作为学生必备或常备学习用书，遍及千家万户，在出版领域占有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然而，在渡过上世纪恢复高考后的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的教辅图书饥渴期和90年代的市场成熟期后，教辅图书的市场衰退（饱和）期渐现。全国566家出版社中介入教辅用书的出版社达500多家，2003年教辅图书在图书零售市场上动
有人认为，教育出版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在当前的教育出版中，哪些将被淘汰，哪些将继续保留，还会出现哪些新的内容？这种全局的重组和整合对一个出版社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教育性质的出版社还有没有优势，靠什么胜出？
国内文教图书的两大主体――教育社和师大社的订货会本就是一年之中文教图书的风向标，今年师大社加盟教育图书订货会，教育社、师大社的强强联合，更是赋予了2004全国教育图书订货会非同寻常的意义。
教辅图书：什么将成为强势出版？
前段时间一些媒体对教辅用书颇多诟病，似乎一说教辅就是脱不了应试教育的窠臼，事实上，教辅图书确实大有市场。新形势下的教辅怎样编写，各社都在探索。但无论如何，文教图书是图书出版中永不缺席的主角，已是不争事实。业内人士认为，按教育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教辅和课外读物、素质类、研究性学习类图书，将会成为教育出版的主流产品。
本次教育图书展销会参展出版社由往年的30多家增至今年的64家，订货单位达到320家，订货码洋更是高达5亿码洋，正是最有力的证明。
以“高品味做书，大市场经营”为目标理念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教图书的品牌规模和品牌影响力一直在不断拓展，此次他们带来的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最新课程标准及各个版本教材，并针对全国新课程标准试验区的教学实际情况编写的全新助学读物《我的新课堂》，囊括十大学科，六种版本教材，六年级试验学段，由新课标教材主编顾振彪、袁明德、孔凡哲等担纲学科主编，并由全国新课标教学试验区的一线教师及科研人员进行编写，并提供了完备的课、单元、学段三级评价体系，既考查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及知识的应用能力，又评估了学生的探究实践能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另辟蹊径，力推素质教育类读物。著名心理学家、对高考及高考状元颇有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极盛教授编著的《阳光状元路》以他多年来的跟踪研究成果，面对面访谈的第一手资料，揭秘高考状元成功的秘诀；《相约北大清华》更是提出了高考制胜的中肯建议。《“壹嘉伊”方程》则是国家科技部顾问专家杨其铎教授在其杨氏“壹嘉伊”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依托“壹嘉伊超常教育基地”的试验，总结其20余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早期教育领域的尖端研究成果写作而成。内容主要针对3～13岁儿童的家庭教育，所用例子均取自杨其铎教授在多年进行培训和咨询中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解决儿童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成长过程中许多独特的问题。该社还对一些老品牌如《课文英汉对照译注》推出了2004年全新双色升级版，贯彻秉承新课程标准教学理念，在订货会上也取得了不俗业绩。
北京大学出版社则全力进军课外读物市场，《新人文读本》一次性推出22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担纲主编，著名教育家、教育部语文新课标主要制定人于漪任副主编。而师大社中的龙头老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仁不让，幼儿园教材、学前班教材、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到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以及各级各类教材辅助用书，打造了一个终身教育学习用书体系。
虽然在经受市场考验方面师大社比教育社早迈出了一步，但教育社已经在走出计划经济体制的阴影，开发教育出版资源方面进行了可喜的探索。吉林教育出版社在教学教辅用书、素质教育图书和学生工具书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出版优势，该社本次带来的畅销品牌《阅读升级》丛书打出“将阅读进行到底”的口号，特别策划了阅读障碍层层突破的阅读能力升级递进模式，为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开创了一条科学的捷径。《解题升级》则要“将解题进行到底”，为学生提供解题切入点的思考角度，设置知识延伸和拓展性的针对性训练，达到了为学生“提升能力加油”的目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则对200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文教类）的《资源型学案》进行了全面升级维护，60个品种囊括8个学科，并配备了全国目前初中学校使用的各种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的《课堂笔记》创新教学辅导用书的模式，通过对每堂课教学内容的阐释，优秀教师的旁注和提示，留白，随堂问题的设计，相关知识的检测帮助学生认知与强化。
两大阵营：对垒还是联合？
由于师大社和教育社背靠的资源、产品结构、办社思路和产业模式趋同，一直以来，两大阵营是竞争对手，且势均力敌，连各自举办的订货会也是一前一后，各不相让。如果说此次的联手是因为原定于在桂林举行的师大社订货会因故取消，师大社迫于形势加盟教育社订货会，那么，今后两大阵营是否会继续合作下去？如果说，此次的合作只是停于表面的联合办会的合作，那么，两大文教图书的主体阵营有没有可能进行深层次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做大做强文教图书市场？
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昌慧认为，师大社与教育社的办社模式本就相同，虽然现在有分化，但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面临压力增大、利润下滑、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两大阵营完全可以就
面临的这些相同问题进行交流和研讨。他同时强调指出，教育出版社由于过去的高额利润回报，市场化过程较慢，在企业文化的积累方面欠缺，在出版社的转型期间如何进行企业再造，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吉林教育出版社社长王新亦认为，国内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动作对中国教育出版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减负、减价、竞投同时也带来了三个结果：一是教育出版的利润会大幅度下降；二是大家都来抢占中国教育出版这块阵地，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三是激烈竞争的结果是出版成本的剧增与利益的再分配。这次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管理得力，竞争有序，在阵痛之后，中国教育出版会出现崭新的气象；若处理失当，会两败俱伤，甚至会引起教育图书市场的混乱。他表示，只有两大阵营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才能联手做大自己的教育图书市场。他举例说明，有些出版社做教材相当厉害，但在运作、推广教辅方面未必有强势。教育社在运作新课标教材方面有自己的心得，师大社在运作教辅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两社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开发新课标教材教辅呢？事实上，做教材的出版社不应该认为是别人用了自己的教材，因为配套的良好的教辅只能够帮助该社更好地推广自己的教材，在激烈的新课标市场推广战中胜出。他强调指出，与其让部分二渠道书商搅乱文教图书市场，不如两大阵营联合开拓教材教辅市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其友指出，合作是发展趋势，但合作模式却很值得探讨。订货会一起开不过是表面形式，合作如何持续、进行深入，如何保证两社的持续发展才是重点。但他同时表示，师大社只有11家，而教育社却有36家，在进行合作中很容易受教育社左右。合作中应该考虑如何保证师大社的品牌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在文教图书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开放、合作、服务、发展’应该是两大阵营的主旋律。”全国教育出版社发行协调委员会会长、吉林教育出版社营销策划部主任于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文教图书市场来看，两大阵营几乎囊括了新课标教材的开发和知名教辅的品牌。文教图书竞争如此激烈，应该真正形成两大教育图书阵营规范市场的合力，应该关注订货这些浅层次联合之后的两大阵营的走向。他提出，进一步的合作会在两大阵营实现联合后趋于明朗。如明年在联合办会时可将评选全国优秀文教畅销书的活动纳入议题，还有在全国范围内对诚信书店的评选等。他强调指出，年底对国外资本放开出版物批销权后，国外资金的注入极可能是民营书店、民营书商，如果国内出版社还不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联手将自己做大做强，则后果堪危。
“二渠道订货会你也去过了吧，民营书业的二五折发货等等一些不规范竞争行为，现在已经不是在蚕食我们的利益，而是在动摇我们的出版根基了。”全国师大社联合体秘书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雷永利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不免忧心忡忡。他提到，两大阵营应该联合起来，联合打击这种不规范的市场运作，并对某些拖欠书款、发了书又找不到人的不讲诚信的书业老板进行制裁。
两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有信心联合办好一个目前国内最强、最大、最专业的教育图书订货会。
“河北现象”：二五折发货触目惊心
与会期间，多位教育社、师大社的社长、总编向记者提到“河北现象”，希望能借助记者手中的笔鼓与呼，希望有关部门能出台一些政策规范目前文教图书市场的一些极不规范的竞争行为，因为，此种恶性竞争“已经不是在蚕食出版社的利益，而是在动摇正规出版单位的根基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姜革文解释说，所谓“河北现象”，就是部分书商在北京买到稿子，到内蒙古、新疆等地买一个书号，在北京以南的河北多处地方印刷，这样一来其他的违规行为姑且不论，单从印数上来说就无从控制，发行者完全以市场供求需要来决定印刷数量，而且这类违法违规行为都有一定的时效性――赶在学校的寒暑假的前后大量发行，由于不存在正规出版社庞大的管理成本和税收的支出，部分书商往往以二五折、二八折发书，完全扰乱了文教图书市场，使正规经营面临极不公平的市场竞争，蒙受经济损失，其中尤以出版社的损失最为严重。
“现在文教图书市场的竞争，已经不是出版社和出版社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些违规操作的民营书商与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贾国祥认为，并不是说民营书商不能和国营出版单位竞争，事实上，出版社欢迎竞争，因为只有竞争才能让出版社苦练内功，将自己做大做强，但如果说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是对于已经形成一定品牌的出版单位在向国家纳税情况下的正常竞争的话，那么，目前发生在部分民营书商和出版社之间则是正规出版行为和违规出版行为的竞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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