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精神》 （7卷本）郭延礼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97.00元
猴年新春伊始，笔者第一件赏心乐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其本质特点究竟是什么？千古传诵不衰的魅力究竟何在？论者由何处切入方能提纲挈领？读者借鉴继承的精髓真谛到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文学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研究成绩斐然的标志之一就是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范围的全方位多元化。前贤时哲的论著中，对文学精神的探讨，并非绝无仅有。但是，如此全面系统的专题论著，却还是仅见的第一部。全书分为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明清、近代7卷，洋洋153万余言，堪称“中国文学精神通论”，弥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缺憾。即使仅就选题而言，以之作为山东大学“211工程”汉语言文学学科标志性成果的重点立项，也是理由充足的。
系统探究和阐释中国文学精神，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应该说确是一个既深入又开阔的崭新视角。它打破了以往文学史撰写中按时间顺序和作家或体裁叙述文学发展的一般模式，不再只是现象的陈述，而是从对一个历史时期各个作家、各种体裁、各种文学作品的综合考察中发掘和把握其共同的精神特质，并进而分析其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艺术发展动因，这样就可以从更深的层面理解和总结文学创作及其艺术规律。比如就中国文学的上古时期来说，与西方文学的“神本”相比，素朴的“人本”精神确是体现于先秦文学各个作家的创作以及各种文学作品中的基本内涵。抓住了这一点，就会了解为什么上古神话中人格神的品格会成为主题，《诗经》已经是现实人生的尽情抒发，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都在探讨人的历史和人的生存的此岸问题，《离骚》虽尽展神异色彩，其实那只是表现形式，内容还是现实的人所面对的政治和社会。
当然，中国文学的纷繁宏富和文学精神的抽象性特点也决定了完成这个选题的“谈何容易”。空洞抽象、大而无当的前车之鉴倒是极易重蹈。然而郭先生及其同事，易能之事，薄之不为，难能之事，乐此不疲，偏是敢啃过硬骨头，将宏观涵盖与微观剖析比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论证先秦文学人本意识的萌动、忧道不忧贫伦理感情的演变，揭示先秦文学的“高远”；通过剖析汉乐府、文人诗、辞赋、史传的深刻蕴含，揭示两汉文学的“博大”；通过论证魏晋六朝文人学士“崇尚自然”、“关注死亡”、“隐居田园”、“游仙志怪”的情有独钟，揭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叛逆”；通过分析唐代诗词、散文、传奇、说话中的浪漫情思、豪雄气概、清远之境、沉郁之调、世俗之味，揭示唐代文学的“豪迈”，亦即“盛唐气象”；通过论证宋元文人的审美情趣、思想倾向、精神寄托，揭示宋元文学的“理性”精神；通过分析明清文学的何去何从、雅俗情趣、文化品位，揭示明清文学的“反省”精神；通过剖析近代文人的民族思想、革新主张、开放心态、平民意识，揭示近代文学的“启蒙”精神等等，都是既有细致入微的个案分析，又能高屋建瓴地宏观涵盖。所举例证，具有一定代表性。所揭示的各个阶段文学精神的主导，能中肯綮。即使论者对其具体论证中的个别观点不能首肯，也不能否认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洵是一家之言的。
毋容置疑，从新的角度研究文学史，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显然是旨在纵深开掘中独创新意，进而把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特点。有无真知灼见的新观点和以之作为基础的新资料，能否对过时之论、偏颇之见有所匡正，也是衡量学术著述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而正是在这方面，该书之中也是能以独抒己见、时有新意的。90年代出版过《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并且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郭延礼先生，还发表过有关翻译文学的论著，所以在其执笔的“近代”卷中，对“近代外国文学译介中的民族情结”、近代文学“商品化机制”的分析，轻车熟路、新意迭出。他如宋元卷中，前4章旨在揭示宋代文学的理性精神，其中对宋初文学特别是宋初诗坛流行的西昆体的重新审视，更是不乏新意。认为西昆体确有言情之作，其中的讽刺之意、歌颂之词、兴亡之感、归隐之情，“都是游戏，是翰林大臣们在皇家图书编纂《册府元龟》之余的消遣行为，既不能当作感情的依托，也不能当作针砭时弊的良药，跟他们崇尚的李商隐诗之意蕴亦无关系。反之，将其诗作一场华彩炫目的表演，其本意就算体察到了。”显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钻研之后的新颖见解，自是能给人启迪。
当然，尽善尽美的学术专著根本不会存在。这部巨著，各卷之间的有机联系还可以更为紧密，亦即各段同一文学精神的比较对照似应加强。即使如此，仍然不失为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其惠彼学林、有益读者，自是不必待言。山东大学是一所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悠久学术渊源的著名大学，出现过引人瞩目的国学大师和文化名家，也出现了承其师训且发扬光大之的后起之秀，郭延礼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该书的其他作者，也都是功底深厚的古代文学教授。相信他们在今后的科研中，定然能够更上一层楼，再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