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精神》 （7卷本）郭延礼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97.00元
近几十年来，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态势
首次将中国文学精神作为研究对象，全面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及其继承、发展和演变的轨迹，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之路，填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空白，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文学事实的考证、文学性的阐发等方面，很少有人对文学精神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既与我们的学术受乾嘉学派崇尚考证的影响有关，也因为文学精神的研究较之文学性的探讨更不易把握。如在中国艺术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就出版了他的名作《中国艺术精神》，但多年来，研究中国艺术精神的学者远不如研究具体艺术作品的那么多。可见，正是传统的惯性和对难题的闪避，共同造成了学术界对“文学精神”视而不见的态度。但事实上，正如艺术精神是客观存在的一样，文学精神也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本书的研究者们不畏艰险，对文学精神世界的开拓性研究，比起那些在旧的研究领域里所做的拾遗补缺的工作，无疑是更具有学术价值的。
其次，与在文学精神的研究方面开风气之先相一致，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其重要的开创意义。对于怎样把握文学精神，本书的作者们可谓煞费苦心，“书稿的撰写曾反复多次，多数卷的编写大纲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全书后记》）“甚至把写出来的十几万字的稿子毁弃”（明清卷《结语》），另起炉灶。他们的不懈探索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这一点在“宋代卷”和“明清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前者把文学精神看作是“支撑一时代、某一群体的文学价值核心”，认为“宋初的文学缺少内在精神（宋代卷，第4页），直到诗文革新运动之后，宋代文学“才有了自己的灵魂。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一个又一个文学高潮的到来，而所谓文学高潮，也不过是这一精神的充分展开罢了。”（宋代卷，第28页）因此，这一卷基本上是围绕宋代“文学精神”的形成、调整、深化、转轨及衰落来展开论述的。后者则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抽绎出“复古与新变”、“崇雅与尚俗”、“反思与批判”、“兴亡之叹与兴亡之制”4个纲目，抓住了明清文学创变的、审美的、文化的、情感色彩的精神层面的肯綮。在具体论述中作者也颇能揭示文学精神运动状态的玄妙之机。如“古雅与雅正”一节，作者认为：“明代人的诗文讨论最多的是复与变的问题，而清代讨论最多的是雅与俗的问题”。清代人的审美形态是“个人生活和写作境界充实、雅致、静远、虚淡和融冶、内敛的艺术表现”，在清代人看来，雅俗的界限，不在于表现对象，更不在作者身份的高低，而在于文学“表达背后所蕴涵的主体境界，看你是否有涵融淡出的学养，是否有超越是非恩怨、功名利禄的胸襟，是否具备生动传神的艺术感觉，是否有痕迹全无的语言锻炼之功”，清人既把文学看作表现真性情的媒介，更把文学看作一种雅业。作者用了许多新材料充分论证这种观点。“宋代卷”文学精神的构建，“明清卷”文学精神的把握，不仅富有创新性地展示了这两个时段文学精神面貌，也为研究文学精神在方法和内容上作了有益的探索。
再次，新的思路和视角，必然会带来对文学发展的新认识，本书中不少新人耳目的观点，多与立足于文学精神思考问题分不开。如“先秦卷”从礼乐文化出发，对先秦文学伦理情感和道义精神的集中论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于礼乐文化与先秦文学的关系，以往的研究者也都有所关注，但大多是把礼乐文化作为文学产生的背景，或仅从某一类文学现象来加以论述。本书却是几乎从先秦全部典籍出发来探讨礼乐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和对文学精神的模铸。因此，它所揭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也是更为深刻的。又如“汉代卷”中从文学的事功精神出发，对汉代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和英雄崇尚现象的聚焦式的关注；“近代卷”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的探讨等等，在以往的研究中均未能得到过这样高度的重视，而经过作者的阐发，不仅其潜在的重要性显露无疑，而且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诸如此类启人深思的观点，在全书中还有很多，从整体上看，几乎都与作者立足文学精神、深入文学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学精神的发展本应有非常强的继承性，它与朝代的演变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全书由多人合作而成，各卷作者在考虑自己撰写时段的同时，对不同历史阶段文学精神的过渡、衔接重视不够，有些地方不免有断裂之感。此外，由于不同卷的作者对文学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不尽一致，也影响到全书的整体体例。当然，这些不足，相对于本书对中国文学精神世界的开拓来说，又无疑是白璧微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