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徐先生，你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加盟《炎黄春秋》杂志，1996年，又应邀参与《百年潮》杂志的创刊并任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算起来，你编辑纪实类刊物已经有10多年了，应该有丰富的经验的。我想请你谈谈这类刊物的发展及走向的相关的话题。
徐庆全（以下简称“徐”）：用“纪实”这个词来定位以历史尤其是现当代历史作为回忆与描述对象的刊物的目的，是区别于文学创作成分比较多的“报告文学”题材。80年代初，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写《一个冬天的童话》时，曾把这类文章称为“实话文学”或“回忆录”，而孟伟哉在编辑时认为，应该用“纪实文学”这个词来定位。到80年代中后期，这类刊物就约定俗成地称之为“纪实类”了。不过，那时的“纪实类”文章也有文学创作的成分。90年代初我在《炎黄春秋》时，谈到文章的写作方式时，有的同志曾说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既然是描述现当代史，那就容不得虚构，不应该有文学创作的成分在内。
记：既然约定俗成了，我们也只能用这个名称来定位这类刊物。目前，这类刊物在期刊市场占的份额也还比较大，值得引起我们关注。这类刊物最初是怎样出现的？
徐：这类刊物是在80年代初出现的。十年“文革”，把很多历史事件给颠倒了，要拨乱反正，就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本来的面目，给受害者平反。慢慢地，一些回忆录就写出来了。这类回忆录一开始分散登载在一些文学类刊物上。1980年，《时代的报告》创刊后，基本上以刊登这类文章为主；1979年创刊的《新文学史料》则以刊登文学回忆录为主。全国政协恢复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后改称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这类刊物开始成规模诞生了。
全国政协有个文史资料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征集回忆资料。这些回忆录除在《文史资料选辑》（以书代刊）中刊登外，新创办的《纵横》杂志也集中刊登。全国各地政协系统也都纷纷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后，全国各地也有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刊物，大多是内部的。到80年代中后期，这两大系统的刊物基本上公开出版，加之一些研究机构或出版社也热衷于此，创办了一些，像人民出版社的《人物》、文化部史料征集委员会的《新文化史料》等，纪实类刊物就颇具规模了。
记：不过，这类刊物虽然多，但具有全国影响的好像还没有几家。
徐：是的。那时，这类刊物是从系统走的，各自有所偏重，没有像现在这类刊物的综合性。比方说，《中华英烈》是以回忆和记叙烈士事迹为主的，《纵横》是以刊登政协有关人士回忆为主的，《新文化史料》、《新文学史料》偏重于文化、文学史料的征集。至于地方上属于政协或党史系统的刊物，视野更仅限于地方。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类刊物兴起时，题材也显得窄一些，主要是回忆与描述中共党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而对于另一面，比方说国民党的有关历史、曾经在中共党史上有贡献但后来有问题的人物像林彪等，也还有许多禁忌。这内容上的禁忌，也是这类刊物没有形成综合性的有影响的原因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到90年代初有些改变了。
记：是不是因为90年代初，对于现当代史的回忆与研究，已经走出了80年代的禁忌，市场经济也慢慢形成了，刊物开始进行市场运作而导致情况有些改变？
徐：从总体上来说，纪实类刊物的改变有你说的这个大背景。到90年代初，由于一些禁忌的破除，又出版了一些纪实类的刊物。同时，原来属于系统的刊物，为了生存，在选题和发行上就需要有新的思考。从中央系统或者是北京的情况来说，如同市场经济导致一些企业关停、并转一样，纪实类期刊也有这样一个变化。比方说，原来属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中华英烈》和《炎黄子孙》两家刊物要停刊，我们接手过来，创办了《炎黄春秋》。另外的情况是，一些原属于系统的刊物，在选题上也走出系统束缚，面广了，像全国政协的《纵横》和人民出版社的《人物》，团中央的《中华儿女》等，在题材方面都有了突破。至于刚创刊的《炎黄春秋》，本身定位的面就很广，近现代、当代史都是选材范围。经过这样的变化后，不到几年，这几家纪实类刊物，慢慢地成为“领头羊”了，在全国的影响也起来了，至今也是这样的格局。
记：地方的情况怎么样？我是说你上面提到的系统里的刊物的情况。
徐：地方上的刊物转得稍微慢一些，大约在90年代中后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这些原属系统内的刊物，都想改刊名，从系统中慢慢脱离出来。像现在隶属于河北省政协的《文史精华》，最早叫《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通讯》，后改为《河北政协文史资料》，再到后来改为不带地域色彩的《文史精华》；像现在隶属于湖南省委党史研究的《湘潮》，原来为《湖南党史资料征集通讯》，后改为《湖南党史资料》、《湖南党史》，2000年左右改为《湘潮》。这种改名的做法，现在还在做。在改名的同时，这些地方刊物在题材和作者队伍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是立足于本地区，现在则立足于全国，北京的一些作者也是他们约稿的对象，而题材上也不限于本地区了。像《文史精华》、《湘潮》这些刊物，在全国也就有了影响，发行量也在两三万份。对于地方的刊物来说，也是可圈可点了。
记：在你看来，纪实类刊物的生存状况怎样？
徐：我记得曾在你们报纸上看到对电视杂志的描述，用了“不尴不尬、不咸不淡、不三不四”的标题。拿过来用在描述纪实类期刊的生存状况，也基本上合适。一些刊物的内容有些“不咸不淡”；有的还刊登一些与纪实类无关的题材，也就“不三不四”了。从总体上来说，有一部分固定的读者群，但也不可能像一些生活类杂志那样火爆。
记：我看了一些刊物后，有这样一个感觉，纪实类刊物在题材上“炒冷饭”的情况比较多，同一内容的东西，往往在不同的杂志上也能见到。长此下去，会不会影响刊物的发展？
徐：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也的确影响了刊物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纪实类刊物“炒冷饭”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看编辑是不是高明。这高明有两层意思：一是能否看出一篇文章只是把“冷饭”回锅热一下；二是能否像个高明的厨师一样指导作者把“冷饭”炒出新的味道来，也就是说要在选题上给作者指导。比方说，199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纪实类刊物都在组文章。《炎黄春秋》则从深和广两方面来“炒冷饭”，连续发表了《历史巨变：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前前后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等影响很大的文章。细说起来，这些内容在史书中都能找到，但将中国进入联合国与抗战联系起来来谈，这个点是以前没有的，那么，这碗“冷饭”也就有了新鲜的味道了。
记：今年，老牌的纪实类刊物《人物》转轨，变成了类似《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尚类刊物，这是否意味着纪实类刊物发展危机的一个信号？
徐：《人物》的转轨，是在探索一条市场运作的新路子，与纪实类刊物的发展危机不相关。我前面说过，纪实类刊物不可能火爆，但经过20多年的市场运作，也基本上形成了固定的品牌，相对固定的读者群。这类刊物在市场占有的份额不会很大，但也是蛋糕的一角。如果编者下功夫，也会有所突破。
记：你认为纪实类刊物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发展、提高，应该怎样做？
徐：我认为，第一条是要有市场运作意识。从长远来看，刊物走向市场运作是大趋势。应该说，大多数刊物市场运作意识是有的，只是如何起步而已。《炎黄春秋》从创办开始，就没有国家投资，是靠自己滚动起家的，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市场运作意识。这个刊物一直是“价廉物美”。所谓价廉，是定价很便宜，一直到现在，相同页码、纸张的刊物中，“炎黄”一直是最低价。这样的定价，就是从市场或者说读者的接受程度来考虑的。第二条，就是在内容上要有突破，也就是“物美”。纪实类刊物在内容上有诸多的限制，这就更需要编者在内容上下功夫，出巧、创新。有了这两条，纪实类刊物在内容上也还是可以创新的，还是大有发展的。
